黄新友本来叫邓新友，1912年在广西凌云县泗城镇东风街的一个壮族穷人家里出生，他爸是个裁缝，家里头有三个娃，他排行老二。家里就靠着他爸做点裁缝活来维持生计。可惜啊，邓新友7岁那年，他爸就去世了，他妈又不会做裁缝，家里顿时没了收入。他妈一个人养不活这三个小孩，只好带着他们一路要饭到了百色。没多久，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看上了他妈，想娶她，但这个男人也有孩子，不愿意接纳他们三个。要是想嫁过去，就只能带大儿子，因为邓新友的哥哥已经能帮家里赚钱了。实在没办法，他妈只好把邓新友和他妹妹送给了一户姓黄的人家，自己带着大儿子嫁给了那个男人。从那以后，邓新友就改名叫黄新友了。

黄新友的养爹在百色城里做零工挣钱糊口，养娘则手艺灵巧，常做大人小孩的鞋帽，摆个小摊维持生计。养爹养娘待黄新友兄妹俩特别好，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点儿钱，在黄新友九岁那年，就送他去县城上小学。黄新友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刻苦学习，每门课都拿好成绩，可到了他十四岁，养爹在码头搬重物时突然去世了，家里一下子没了主心骨，黄新友只好退学，挑起了养家的担子。他先是在缉私督察局当差，但那里的警察不干好事，专欺负老百姓，黄新友不想跟着他们为非作歹，没做多久就不干了。

1926年的某一天，黄新友得知了一个坏消息，他妈妈没了！妈妈嫁过去的那家人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妈妈总是吃不好穿不暖，后来生病也没钱看大夫，就这么走了。妈妈一走，哥哥也不想再留在那家人家了，就加入了李宗仁的国民革命军第7军。没多久，第7军要去打仗，哥哥在走之前特意来找黄新友见了一面，兄弟俩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分开了，之后再也没听到过哥哥的消息。哥哥离开后，黄新友在右江上的一艘叫拿破仑号的火轮船上找了个打下手的活儿，干了一年又换到仁祥号贸易货栈当学徒。但这些活儿又难做又累，老板还老找借口扣他工资，甚至动手打他欺负他。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黄新友也就勉强能养活自己，家里一点忙也帮不上。

1928年冬天，黄新友不再当学徒，开始在百色城里做零工，就像他的养父以前那样。那时候，韦拔群在右江一带领导的农民运动闹得热火朝天，邓小平等人也带着地下党在百色这些城市，给工人们讲革命的道理，鼓励他们成立工会，跟资本家斗争，要求提高待遇。黄新友在码头上结识了几位共产党员，听了他们的革命思想后，下定决心要为天下的穷人找出一条活路。到了1929年，黄新友加入了百色县的工会。后来，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柏他们带着队伍来到了百色，黄新友就忙活着准备百色起义，到处奔波给部队找东西，还联系码头的工人、船夫还有店铺的伙计们，让他们也一起响应起义。

12月11日百色起义一爆发，黄新友就跟着工人纠察队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百色的穷苦老百姓，还到处讲我们党和红军的好政策。由于在起义中立了大功，组织上让黄新友去红七军军政训练所（原来的教导队）深造。学完出来后，他当了红七军第一纵队特务连的班长，在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参加了隆安战役、打下贵州榕江城、收回百色、埋伏滇军等十多场大战。到了1930年6月，黄新友正式入了党。可到了8月，因为共产国际那边“左倾”搞错了方向，上级命令红七军去攻打柳州、桂林，想学苏联那套直接拿下大城市，再一路打到武汉、广州，“争取一个省或者几个省的胜利”。

9月的时候，红七军打算离开右江根据地，一路北上到河池集合，打算攻打桂林。黄新友这时遇到了个大难题，他不知道该跟着部队走，还是留下来。他心想，如果自己走了，养母和妹妹谁来照顾呢？可要是不走，他又怎么完成“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承诺呢？想来想去，黄新友还是决定跟着部队走。他把母亲和妹妹交给了一个留在右江根据地的老乡战友，让他帮忙照看。在动身前，黄新友带着那个战友回家看望养母，养母很通情达理，她说：“儿子是为了穷苦大众去打仗，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个老太太就拖他的后腿。”黄新友一听，跪在养母面前就说：“娘，我走了，您得多保重啊！等打败了敌人，我一定回来孝顺您。”说完，黄新友忍着心里的难过，一遍遍告诉妹妹要照顾好母亲，然后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1930年11月，红七军到河池进行队伍整顿时，黄新友就被提拔为了第19师55团2营5连的副排长。从那以后，他跟着红七军的主力部队，打了长安镇那场硬仗，武岗城里也洒下了他的热血，还在雪夜里过了江华，攻打连州城，梅花村设伏，乐昌武江抢渡，哪场战斗都没落下。整编完后，红七军往江西于都出发，黄新友打仗既勇敢又有智谋，到了江西后，组织就安排他去红军学校深造，学军事指挥。毕业后，他成了红三军团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参加了从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战斗，池江、乐安、宜黄、南丰、金溪、草台岗、广昌、高虎垴这些战役，他都参与了。这期间，黄新友的工作岗位变来变去，当过出点子的作战参谋，也当过管全营后勤的营管理员，还干过军政治部的宣传员、军直属队的组织干事这些活儿。不管干啥，黄新友都没有一句怨言，干啥爱啥，总是想把工作做到最好。

长征开始后，黄新友就成了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的一员，他跟着先头部队，主要负责探听敌人的情况和找地方扎营。在湘江那场残酷的战斗中，黄新友也跟战友们并肩作战。到了1935年4月，中央红军走过了贵州南部的长寨、紫云，离广西百色只有170多公里了。这时候，一些广西来的战士开始想念家乡，甚至有人想离开队伍回老家。黄新友知道后，就找来了军团里那些广西的战士，跟他们好好聊了聊，劝大家要想想大局，团结起来一起克服困难。他鼓励战友们：“跟着红军走吧，现在回家只有死路一条。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一起回去工作、种地。”

长征完结后，黄新友当上了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股长，他参与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为陕甘宁根据地的稳固和扩张出了不少力。1937年1月，黄新友进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在那半年多里，他多次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比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对抗日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必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慢慢成长为我军的中层指挥官。从抗大毕业后，黄新友被派到八路军129师的386旅771团当参谋长。1937年10月，他跟着部队在山西省平定县一带，参与了长生口、东石门、马山口、七亘村等多场战斗。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黄新友跟着队伍在晋冀豫边区带动老百姓，建起了政府，还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那时候，因为同事田长江犯了错，黄新友被冤枉，党籍被取消了半年多，他的工作也换来换去。但每次换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地干好。到了1938年秋天，八路军总部重新查了这件事，发现处理黄新友是错的，就恢复了他的党籍。129师的首长黄克诚还代表组织向他赔礼道歉。上级领导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让黄新友更有干劲了。1939年1月，黄新友当上了129师344旅688团的参谋长，和团长韦杰、政委何柱成一起指挥了平汉路东的香城固、彭城、古山等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战斗间隙，他还组织新战士参加思想教育活动，训练他们的纪律，让全团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都迅速提升。

1940年2月，黄新友当上了129师新一旅第一团的团长，带着队伍去了河南林县，也就是现在的林州市。他们的任务是守住豫北的大门。在百团大战这些战斗中，黄新友带领团队独挑大梁，写下了他军人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1940年8月，黄新友带领的一团被派去破坏丰乐到安阳之间的铁路。到了8月20号，黄新友带着战士们趁着黑夜悄悄越过日军防线，摸到丰乐车站，把那里守着的十多个日军全部消灭，还炸了车站。之后，他们趁着日军乱成一团，又把漳河上的铁桥给炸了。日军的飞机一直是我军的大麻烦，八路军战士们都恨不得把它们打下来。9月12日，黄新友的队伍在破坏了安阳车站附近一百多米的铁路后，向日军在安阳的机场开了十多炮，想打下飞机，但没能成功。敌人被我们惹火了，就在一团回来的路上设下埋伏，不过黄新友得到消息后改了道，让敌人白忙活了一场。9月底，黄新友带着一团在第三次完成炸铁路任务往回走的时候，碰到日伪军两个中队前来增援。他马上决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就在敌人要经过的山口埋伏起来，一下子把上千名敌人全歼了，还活捉了六名日军指挥官。战后，旅长黄克诚好好表扬了他们。

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为了报复，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被抢得一干二净，连地里没来得及收的庄稼也被烧了个精光。这样一来，八路军的粮食就成了大问题，生活变得非常艰难。黄新友亲自带队，跑到日军没扫到的大山里去背粮食。他和普通战士没啥两样，每次都背着一百多斤的粮食，踩着雪，顶着刺骨的冷风，在林县那弯弯曲曲的小山路上走。他的手冻裂了，肩膀磨破了皮，脚上磨出了血泡，可他从没抱怨过一句，晚上就让警卫员帮他擦点药。有个给一团送情报的通信员，看到团长日子过得这么苦，就从安阳的果镇买了两个白面烧饼送给他。可黄新友心疼得不得了，不但自己舍不得吃，还骂通信员乱花钱，最后硬是把烧饼留给了伤病员。

日军“清乡”行动过后，黄新友去中共北方局党校进修了。这次进修为期三个月，让他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了更深的认识。从党校出来后，黄新友当上了129师新一旅的副旅长。1941年5月，他带领一个团前往山西东南的潞城、襄垣地区，帮地方党组织跟日军斗智斗勇，打破他们的封锁，还帮老百姓想办法自救，组织民兵队伍。到了1942年2月，日军发现“清乡”和封锁对我们影响不大，就把矛头对准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领导机关，集中大量兵力对太行、太岳还有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来了个地毯式大“清乡”。5月份，黄新友瞅准敌人后方没人，就指挥一个团和太行第四分区的第32团去偷袭了日军的长治飞机场，一把火烧了3架敌机，总算是圆了他打击日军飞机的梦。没过几天，他又带着两个团在壶关到黎城那一带干掉了一部分日伪军，紧接着还救出了在平顺县阳高乡被困的129师直属队。

1943年3月，黄新友当上了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司令员，他守在太行山的南边，时刻准备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到了4月20号，日军大规模进攻太南和豫北地区。因为日军来势汹汹，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司令庞炳勋和新五军的军长孙殿英，就是那个挖了清东陵的孙殿英，他俩竟然带着部队投降了日军，还组了个伪二十四集团军，跟日军一起攻打我们的根据地。7月14日，伪军把河南林县给占了。为了收拾这些汉奸，太行军区调集了13个团，分成东西两个战队，发起了林南战役，黄新友和何柱成负责指挥西边的战队。

8月16号，黄新友带着6个团从山西壶关出发，赶了一整天的路，在17号到了林县。17号晚上，战斗就开始了。在东边部队的帮助下，18号一早他们就把守城的敌人全给消灭了，占领了林县城。接着，两路大军往南追打逃跑的敌人。安阳和辉县的日军听到消息后，连忙派了三个中队1400多人来救伪军，结果在原康被黄新友西边的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仗打了九天，打死了7000多个日伪军，还打下了一架敌机，占领了80多个敌人的地盘，收回了林县南边和辉县北边的大片土地。

林南战役打完后，太行军区打算建个第八军分区，专门在陵川搞抗日。黄新友就当上了这个军分区的头儿，可他到了那儿才发现，情况比他想的难多了。因为日伪军老来“扫荡”，陵川的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路上都没几个人走，村里也没烟火气，生病的人只能在家等死，那场面真是惨得没法看。为了赶紧把事儿办起来，黄新友想了三个招儿。第一，他让部队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吃的给老百姓，还叫卫生队免费给老百姓看病。第二，他动员大家，组织了民兵队伍，找机会拔掉日军的一些小窝点，让老百姓不怕敌人，有信心跟敌人斗。第三，他从部队里选人，去各个县带头成立抗日队伍和政府。就这么忙了半年多，陵川的抗日根据地就建起来了，还越来越红火。

1944年年底，黄新友带着第八军分区，在第七军分区的帮忙下，向守在道清路两边的日伪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道清战役。他们的目标就是打通太行和豫西两个根据地。这场仗打了3个月，干掉了2500多名日伪军，还让解放区扩大了2000多平方公里。这样一来，日军只能躲在一些交通要道和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打完道清战役，稍微休息了一下，黄新友又带着第八军分区的队伍去参加了安阳战役。太行军区这回集结了9个团的兵力，分成3个支队，黄新友和张廷发就是第一支队的头儿。安阳战役从1945年6月29日开始，第一支队收回了安阳的曲沟集和鹤壁镇，打死了800多名日伪军，还活捉了伪旅长杜二保。

1945年8月，日本鬼子快被打败的时候，黄新友带着第八军区的队伍加入了打回击的行列，短短十几天里，就连着拿回了获嘉、武陟、温县这些县城。那些地方的伪军被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全都躲到了河南西北边的焦作城里，想着靠着日军建的结实工事再挣扎一下。所以，太行军区在8月底下令要收复焦作，让黄新友当总指挥，张廷发当副指挥。到了9月初，黄新友就领着第八分区的主力还有第七分区的一个团靠近了焦作边上。为了想个最好的打法，黄新友还亲自跑到前线去瞧地形，摸敌人的底。9月8日晚上十二点，攻打焦作的战斗就开始了。因为黄新友他们准备得好，一开打，敌人的探照灯就被我们的神枪手一一打灭，电话线、电线也都被剪断了。在我军的猛攻下，敌人很快就垮了，连敌伪华北兴亚巡抚军司令李仙洲在内的720多个军官都被我们活捉了。这样一来，我们豫北的一大片根据地就连在了一起。

抗战结束后，黄新友被提拔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还兼管第四军分区（后来变成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的司令员。1946年，他带着第四分区的部队去了河南焦作的博爱、沁阳、温县这些地方，帮当地的党和政府重建被日军毁掉的家园。为了不让地方政府为难，他领着队伍开垦荒地自己种粮食，自给自足。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正急着想发动内战，不停地攻击骚扰我们的解放区。黄新友带着队伍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到了1947年1月，战场形势已经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黄新友因为长时间辛苦工作，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结果身体垮了，精神也出了问题。经过专家们的集体诊断，发现他心脏和胃都有大病，还有点精神病。经过七八个月的调养，他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看着战友们在战场上连连告捷，躺在医院的黄新友心急如焚，非要重返战场指挥战斗。组织上商量了一番，决定让他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副司令员，协助秦基伟打仗。从1947年8月到1948年初，黄新友参与了河南伏牛山地区解放赵堡、鸣皋、嵩县等十几个县的战斗。这期间，他的胃病老是犯，战友们都劝他歇歇，他虽然口头答应，但干起活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拼命，不是召集各师、团领导开会了解战况和敌情，就是熬通宵参加纵队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完全不顾自己身体的疼痛，为河南西部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2月，洛阳解放那会儿，黄新友的老毛病——精神病又犯了，而且这次挺厉害的。他整天迷迷糊糊，说话也没头没尾，根本没法再带兵打仗。领导看他这样，心里挺不是滋味，就把他送到了中原军区看病。接下来的六年里，黄新友的病一直没断根，时好时坏，发病时嘴里念叨的、心里想的全是战场上的事儿。直到1954年，他的病才算勉强好利索了，出院后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当上了副部长。病好了的黄新友想起了在家乡吃苦的养母，还有自己许下的诺言——“等打完仗，就回家孝顺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跑到广西百色，把养母接到了北京照顾。1955年，中央军委为了表彰黄新友在抗战中的大功，授予了他少将军衔，还给了他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开始，黄新友将军成了河南省军区的副头头。黄新友这人啊，在私下和工作上分得特别清，是个正直不贪财的好领导。他虽然权力挺大，但对自家孩子管得特别严，不许孩子们出去说自己是他的娃。黄新友的儿子黄星旗，在韦杰中将管的成都军区当兵。韦杰和黄新友既是老乡又是铁哥们，可他竟然不知道黄星旗是黄新友的儿子。一直到黄星旗退伍后，黄新友才跟韦杰说了这事儿。

1983年，黄新友将军因为生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休息。但他心里还是装着工作，给军队纠正错误、为被冤枉的人平反的事情出了不少主意。1985年10月15日，黄新友将军在河南郑州因为病得太重去世了，享年73岁。按照将军生前的愿望，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和他的家人把他的骨灰送回了他的家乡百色，撒进了右江。他虽然在家乡待的时间不长，但死后却希望回归这片他奋斗了一辈子、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而努力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