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孙维世

作者：孙冰

大姑孙维世

1921-1968.10.14

记忆中的大姑

大姑孙维世离世已逾五十年。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间依旧闪耀着光芒，宛如明媚的阳光，即使她眼中曾流淌着泪水。

孙维世为了我的父亲、她的哥哥孙泱被迫害，写信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鸣冤，信落在了江青的手里。江拿着信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文革，逼着周恩来签字逮捕孙维世…….结果是我的父亲走了，我的大姑孙维世也跟着走了…..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共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孙泱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排行老大；而孙维世则是女孩中的长姐。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关系亲密无间。然而，孙泱与妹妹孙维世的感情尤为深厚。这主要是因为在爷爷孙炳文离世之后，奶奶任锐将孙泱、孙继世和孙维世接到自己身边照顾，而最小的儿子则被送往其父任芝铭家中，小女儿孙新世则寄养在姐姐的家中。

孙泱与孙维世自幼同行，共同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后又齐聚北京。身为政协委员，他们才华横溢，相谈甚欢。两人常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分享彼此的往事。在兄弟姐妹中，孙维世与哥哥孙泱情谊最深，堪称知音。

孙维世延安骑马

孙泱的父亲，比我母亲孙维世年长六岁，他对这个妹妹疼爱有加。兄妹俩共有着一项共同的爱好——摄影。家中备有全套冲洗胶卷、洗印以及放大照片的设备。每当父亲拍摄完毕，便会亲自操持冲洗胶卷、印制照片，将家中卫生间临时改造成暗室。大姑有时也会与父亲一同进行冲洗工作，他们乐在其中，享受将生活点滴定格在照片上的乐趣。家中兄妹共同拍摄的照片数量尤为众多。

父亲与大姑用过的照片冲印机

孙维世有很多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一般她有的照片当哥哥孙泱就一定会有。我印象最深的是几张是在莫斯科红场的雪地里，孙维世同毛泽东非常开心地相互打雪球。当时的我很不理解，这些我们在课本上如此尊重的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像普通人一样打雪球？这些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文革期间红卫兵把这些珍贵照片都抄走了。

孙泱与孙维世。

在我父母供职于国家计委期间，他们迎来了我和我的弟弟。他们认为，一儿一女，家庭便已圆满，故而决定不再增添新的成员。那时的姑母孙维世迫切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便与父亲商议，希望母亲能够再生一个孩子，不论男女，出生后便过继给她。因此，母亲又迎来了我的二弟，取名孙名。然而，二弟出生后，母亲难以割舍，姑母最终只得领养了一个孩子。孙维世的小名叫做兰，我们都是按照辈分称呼她为兰姐或兰妹，因此，这个养女便被取名为孙小兰。

孙维世，孙小兰

孙泱父亲自四川调至北京中办任职，起初被分配至三座门的总参招待所。大姑前来探望，我们一同在招待所的电影厅观赏了电影。当时，许多叔叔、伯伯、阿姨与父亲和大姑热情打招呼，交流闲谈。我不解地询问父亲：“为何你们认识的人似乎都是一样的呢？”

年轻时的孙维世

此后，我们被分配至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公寓居住。孙维世位于长安街与王府井交汇处的家中，坐落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大院宿舍区的深处，与孙维世的住所正对中南海南门，两家相隔甚近。孙维世的养女孙小兰与我年龄相仿，我们两个女孩子颇为投缘，时常一起玩耍。每当父亲前往大姑家，总会带上我一同前往。

大姑家中藏书颇丰。在家族中，藏书最为丰富的当属三姨公冯友兰的府邸，我家以及大姑孙维世家亦然。大姑家中更不乏俄文书籍。我们这些孩童时期便已沉迷于书海，即便在大人交谈之际，只要身处于书的海洋，便不会感到孤单。

后排——孙泱、金山、冯友兰先生；中排——孙维世、宗璞、石崎、任载坤、任均；前排——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在1960年代，我的父亲孙泱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任职，随之我们一家也搬迁至西郊人民大学内的院落。我的姑姑孙维世常居于颐和园万寿山脚下的一个庭院，那是因为金山叔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组织上安排他在颐和园进行疗养。另一位姑姑孙新世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而她的丈夫则在中科院工作，我们家族成员的居住地相隔都不远。

我们时常结伴前往颐和园，大人们于院落之中谈论着各自的琐事，而我们这群孩子则兴高采烈地投身于山间的探险。那段时光，我的四叔亦被国家旅游局借调至北京，肩负起筹备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的重任。那是一段极为特殊的日子，我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齐聚京城，频繁相聚。

孙济世、孙维世、孙泱、孙新世，以及孙维世的养女孙小兰。

为兄长鸣冤叫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不久，孙泱的指控从“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升级，江青更是亲自介入人民大学的运动，她明确指出“孙泱是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是特务”，并指派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戚本禹担任“孙泱专案组”组长，旨在深挖孙泱背后的朱德。面对压力，孙泱坚贞不屈，他拒绝提供违背历史事实的材料，最终于1967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被迫害致死。与此同时，他的母亲石崎也被囚禁并接受隔离审查。

孙维世、孙泱与石崎

当孙维世得知孙泱离世的消息，她心中难以置信，坚信“人大三红”的力量能够庇护哥哥。为了核实真相，她不顾单位可能随时降临的批斗，毅然前往妹妹孙新世的住所。确认孙泱已离世的残酷事实后，她悲痛欲绝，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哥哥呀！哥哥呀！……”

父亲孙泱离世之后，我们不久便被迫离开了故居。造反派仅允许我们带走自用的衣物，其余一切物品，皆不得带走。那时，孙维世已经成为了专政的对象，而我，作为孙家在北京的唯一一个“白丁”，唯一的依靠便只剩下了小姑孙新世。于是，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便投奔了她。

孙维世、孙新世、孙泱长子孙延滨

孙新世，北京大学的一名俄语文学教师，其夫李宗昌同样毕业于苏联，曾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得以由国家保送至苏联深造。归国后，李宗昌在中科院化学所供职。孙新世的小姑家境贫寒，夫妻俩的收入有限，还需抚养两个子女。李宗昌出身江西的贫苦农民家庭，家境尤为艰难，每月还需向家乡汇款，生活颇为拮据。面对人民大学要求她“代管”我们这些被视为“黑帮狗崽子”的孩子们，她只能勉力收留。

孙维世，红色戏剧专家

孙维世得知我们几个孩子找到了暂时的居所，终于露出了些许宽慰的笑容。她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一心想要让我们过得更好。在那段艰难的时光里，每领到工资，她便毫不犹豫地将45元寄往孙新世家。父亲离世后，人民大学仅为我们母女每人每月发放15元的生活津贴，而大姑孙维世的每月资助，让我们的饮食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

当时，我的大弟孙宁身体状况堪忧，饱受哮喘之苦。幸得大姑的无私援助，他才得以有机会接受治疗，服用药物。那些日子，为我们购置衣物的费用，也都是大姑慷慨解囊。她总在默默思考，如何更多地帮助哥哥的子女们。每个周末，她都会悄然来访，关心我们的起居。

孙维世生活照

彼时正值秋冬之交，大姑在单位遭受批斗，被迫剃成阴阳头。即便回到家中，她也不曾取下帽子，是怕我们见到她伤心。她的泪水，总是在我们背后悄然滑落，而面对我们这些孩子，她总是努力掩饰，强忍住泪水。我们每次见到她，总是看到她那因哭泣而红肿的双眼，然而她却总是笑着，对我们嘘寒问暖。每回大姑来看望我们，总是将我们一个个紧紧搂在怀里，久久不愿松手……

1967年12月，我大姑的夫君金山突然“消失”，其行踪成谜，生死未卜。直至后来方才得知，原来竟是江青以“特嫌”之名，将金山投入了囹圄之中。

孙维世生活照

自金山失踪以来，孙维世便预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她最后一次莅临我们家中，是在1968年春节前夕，那日寒风凛冽。她显得异常疲惫，紧紧地拥抱着我们姐弟三人，语重心长地说道：“好孩子们，你们务必要努力学习，同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们的祖辈都是英勇的烈士，你们的父亲忠诚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他绝非特务。”

临别之际，大姑语重心长地说：“我得赶紧回去，造反派随时都可能找我的麻烦。”她接着又说：“我本想将你们接到我那里去，但我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她转向小姑孙新世，感慨道：“三个孩子能有你照料，真是幸事，还好……”言及此处，她的眼泪便如泉涌，难以自制。谁料，那次与大姑的相聚，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孙维世（前排左一）与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留下了合影，定格于1950年的珍贵瞬间。

孙维世对哥哥孙泱被打倒完全不能理解，想不通：孙泱是他们兄弟姐妹中里最早从政，最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努力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勤勤恳恳做好他负责过的每一份工作。他从来不搞任何特殊化，总是要求到基层去工作。他一直把雷锋当自己的榜样，他严格的按照他自己写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来要求和约束自己。他怎么可能，怎么会违背自己的信仰，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孙泱经历了从延安到文革前所有的党内外运动，他都没有一次被组织上批评过，怎么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就成了党的敌人？怎么就成了走资派？孙泱的死更是让孙维世悲痛欲绝，她根本就不相信哥哥孙泱有任何反党的动机。

孙维世与邓颖超

江青狱中遭害

后来我们得知，文革开始后，孙维世就见不到总理了，但为了哥哥孙泱，她只好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江青和叶群分别截获了孙维世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逼着周恩来逮捕孙维世。之后江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在中南海西北）找到叶群，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江青提到的仇人就是孙维世。叶群对这个林彪念念不忘的人，当然更是要置诸死地而后快。他们抢在了周恩来的前面，军方出面抓走了孙维世。

孙维世，与母亲任锐（左侧）及小姨任均（右侧）合影，此照摄于1935年的上海。

我的六姨婆任均在回忆中提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曾先后三次造访她的府上。

“六姨，你还保留着江青在上海的那张照片吗？就是我们在东方话剧社时，她分别赠予我们的，上面署名蓝苹的那张？”任均回答：“就是那张，还在。”维世焦急地说：“就是那一张，六姨，你赶紧销毁吧。要是被查出来，恐怕会牵连到反革命，甚至有性命之忧。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能让她们抓住任何把柄。”我理解她的担忧，也相信她的判断——尽管我仍以为毛主席会约束江青，不让其胡作非为。维世离开后，我便将那张江青的照片烧毁了。

孙维世与舒绣文（右图），彼时正值1930年代，二人于上海共襄盛举。

“六姨，金山已被捕。”我惊呼：“啊？那你可得小心。一个人怎么生活？他们会不会抓你？”她安慰道：“六姨，别担心，我没事！”我提醒：“江青可不会轻易放过你。还有叶群。”她坚定地说：“她们不会对我怎样。江青能拿我怎样？我没有任何把柄在她手中！”维世愤慨地说：“她们逼我说总理的事情，企图从我这儿获取总理的情报。总理的事，我有什么好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岂会随意诽谤！我看不出总理有什么问题！”她充满自信，坚信自己没有问题会被他人利用。维世继续说：“针对总理的举动，不过是她们想将主席身边的人全部打倒，以便为所欲为！”

孙维世生活照

果然不出所料，不幸很快便笼罩了孙维世。1968年3月1日，江青将孙维世冠以“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等莫须有罪名，叶群派人将其拘捕，孙维世随即被关押于军管下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并成立了专案组对其进行审讯。自被捕以来，孙维世便如人间蒸发，周恩来身边的人无论如何也探查不到他的关押地点。

江青指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更改为“孙伪士”，并将其列为“必捕对象”。在狱中，她不断遭受严刑逼供，追问她与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在狱中，孙维世坚贞不屈，如同她的父兄一般。她为捍卫周恩来而献身，正如孙泱为捍卫朱德而英勇牺牲。

周恩来与孙维世、张瑞芳等

我的六姨婆任均回忆道：“维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未曾屈服。我对维世的性情颇为了解，她性格刚烈，坚信‘以暴制暴’只会让她愈发坚定。即便遭受重创，她亦不曾低头，更不会随意吐露一句怨言。她的性格与她的父亲孙炳文颇为相似。”

孙维世直至生命的尽头，恐怕都未能透彻领悟，孙家与周恩来一脉相承的深厚情感，长达四十余载。周恩来理应最为了解她的本质，然而，即便在灾难降临之时，这位肩负国家重任的总理，亦未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所。

若干岁月之后，提及孙维世，邓颖超感慨万千，不禁叹息道：“孙维世的性情直率而火爆，否则她怎会遭受那般悲惨的命运？”

孙维世与邓颖超

周恩来养女

1925年，孙炳文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期间，二人同住一栋楼中。于是，每当孙炳文需参加会议，他便会带着她一同前往。他怀抱孙维世，或是让子女在门外嬉戏，担任守望，留意是否有可疑之人窃听。此后，众人戏言，孙维世在五岁那年便已随家人“投身革命”。

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对孙维世情同己出，宠爱有加。孙维世亲昵地称周恩来夫妇为“爸爸”、“妈妈”，而周恩来则直呼其名“维世”，邓颖超则习惯以“闺女”来称呼孙维世。

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

周恩来收养孙维世为义女，缘于她是孙炳文的亲生女儿。周恩来、朱德与孙炳文之间，不仅同是革命战壕的战友，更有着如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孙炳文的亲人亦被视为他们自己的亲人。孙炳文离世数载之后，周恩来收孙维世为养女，而孙泱则随朱德左右。孙维世常携其妹孙新世一同造访周家，这是因为她们同是孙炳文的血脉后代。

1939年，孙维世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到了苏联，她去苏联是毛泽东批准的。在此前后，大批中共元老子弟被陆续送往莫斯科：毛泽东的3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3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琳，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陈昌浩儿子陈祖涛等都在其中。孙维世在苏联学习了近8年，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在留苏的中共元老子弟中，她算得上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个。

孙维世与张梅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孙维世有幸重逢了她在抗大时的校长——正在苏联疗养的林彪。林彪的妻子张梅，来自陕北米脂，与孙维世在延安时期便已结为好友。每当林彪情绪低落，张梅便会电话邀约孙维世前来陪伴，因孙维世的到来总能让他心情好转。得知孙维世与林彪相识，留学生们纷纷请求她代为邀请林彪为大家做一场报告。林彪抵达后，便坐在孙维世身旁。平日里他颇为内向，然而此刻却谈笑风生，绘声绘色地讲述战斗故事，给人留下了平易近人、热情洋溢的深刻印象。此后，每当众人再次邀请，若孙维世不在场，林彪便婉拒了邀请。

孙维世（右）与苏菲

给毛泽东当翻译

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结果意见分歧和文化差异让双方陷入僵局， 翻译组长师哲把正在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孙维世等人紧急调到莫斯科协助，周恩来也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加入了翻译组，她不但参加了会晤上的翻译，也是负责陪同毛泽东参观苏联名胜的翻译兼向导。当时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一度陷入僵局。孙维世的加入就像一幅润滑剂，她将中俄文化习俗的差异在谈笑风生中传递给毛泽东，大大缓解了毛对斯大林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与俄语翻译孙维世在苏联，1950年

孙维世随中共领导人归国时，遇到了到车站迎接的江青。她拉着孙维世的手，十分亲热地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今后我们俩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江青问了很多有关毛泽东在苏联的情况，但孙维世始终对此话题只字不提。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毛泽东却高度赞赏孙维世在莫斯科的工作。孙维世没有想到，莫斯科一行给毛泽东当了翻译，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却让江青嫉恨在心。

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访苏回国途经海拉尔车站下车散步，左起孙维世、毛泽东、高岗、欧阳钦、叶子龙、周恩来、滕代远

红色戏剧专家

1950年伊始，孙维世踏上归国之路。她随即投身于廖承志共同创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伟大事业，全身心投入她热爱的戏剧领域。在此期间，她不仅翻译、出演并执导了众多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典话剧，还积极参与剧院的创立，担任“青艺”的总导演与副院长要职。

孙维世与苏联专家金山

周恩来对亲属及周围人员要求极为严格，从不为侄甥或养女提供任何工作上的便利或私利。孙维世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仅限于如同孩童探望父母般，得以出入那常人只能远观的紫禁城内中南海。众人将她誉为“红色公主”，然而，孙维世本人对此并无认同感。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对外交往中，她从未提及家中常至西花厅的往事。

孙维世（左一）与众姐妹欢聚一堂，共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的银婚庆典，此事发生于1950年。

1950-60年代初，党内的各种运动不断，单位第一把手必须是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干部。当时青艺是宣传口喉舌，因为孙维世不是长期在延安的，金山是上海地下党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关系获得特殊的待遇或提拔，反而是处处受到压制。孙维世虽然有才华有能力， 但她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接受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育体系，那都是外国人性论的东西，完全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大方向。

孙维世与金山的卓越专业才能，在青艺的左派领导中引起了不小的不满，他们对孙维世冠以“极右思想”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青艺已将孙维世与金山两位副院长职务予以撤销。1960年代初期的艰难时期，孙维世便被单位安排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对面的公社，接受相应的改造。

孙维世不禁笑出了声，那是在1965年的大庆，被铁人王进喜的幽默所逗乐。

得知孙维世在青艺遭受了打压，总理对她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遂将她派遣至大庆进行生活体验，以接受工人的再教育。总理明确要求孙维世投身革命创作之中。

孙维世曾向我们提起，那时的大庆生活颇为艰辛，她常感饥饿至极，前胸紧贴腹部，然而她始终保持着无比乐观的态度。

周恩来在1965年亲切接见了当时正深入大庆基层生活的孙维世。

冤案水落石出

“被羁押的犯人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上11时被送往公安部医院接受救治，经诊断，其死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尽管经过全力治疗，终因病情恶化，于14日下午3时30分不幸离世。特此呈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

周恩来在孙维世同志的死亡报告上郑重批示，随后对秘书指示道：“立即送往公安部，并叮嘱他们务必妥善保管孙维世的遗体，做好尸检准备。”秘书遵命离去后，周总理手持孙维世的遗照，陷入沉思之中。不多时，秘书再次入内禀报：“总理，孙维世同志的遗体已火化，他们表示将按照反革命罪进行处理，甚至连骨灰也未保留。”周总理闻言，愤然拍案而起：“此等行径，太过分了！”

周孙在苏联

孙维世专案组透露：

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孙维世和金山

“1950年代曾向李立三的妻子李莎赠送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鉴于李莎身为苏联人，孙维世便无辜地背负上了苏修特务的恶名。

如此，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民艺术家，革命烈士的血脉传承者，一位被尊称为周恩来爸爸的人，就这样在不明不白的境遇中被迫害至死。当时她年仅48岁，正值她在文艺领域创造辉煌的黄金时期。一代才子、红色领域的专家，宛如流星般在历史的星空陨落，消散于尘埃之中。

1977年6月9日，文化部艺术局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孙维世的追悼仪式。在此仪式上，对她进行了平反昭雪，并隆重安放了她的遗像。

孙维世八宝山墓址

金山平反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以此缅怀逝去的妻子孙维世。此后，金山与在文革期间亦失去伴侣的小姑孙世新相依为命，共度余生。直至1982年7月，金山不幸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71岁。

在金山，孙维世遭受囚禁之厄运，其养女孙小兰难以承受家中突变与境遇的跌宕，遂寻至亲生母亲，重返其怀抱，并更改了姓名。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她隐姓埋名，远赴加拿大定居。

邓颖超与孙维世之女孙小兰

延伸阅读

孙维世在苏联

在林伯渠之女林利的回忆录《往事琐记》中，她深情回忆了在苏联与孙维世共度的时光。

1939年的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特地前往苏联接受治疗。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邓颖超同志，以及他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秘书也随行。抵达苏联后，孙维世迅速融入了共产国际中来自中国的同仁群体。他们曾莅临七部探望我们，为原本宁静的校园带来了阵阵欢声笑语。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到来之际，维世立刻带领大家学唱延安地区流行的歌曲。尽管我们中许多人音律不佳，但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学习。其中，刘亚楼同志的表现尤为有趣，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吟唱，全然不顾曲调的正确与否，几乎是在大声地朗诵。

孙维世苏联合影

至今，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曲，他背诵得一字不漏，然而，那仅是声嘶力竭的复述。维世每次来访，我们都会组织一次文娱活动。我对她那既活泼又风趣的性格情有独钟，初次见面便邀请她至我的房间闲聊。我们彼此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和家庭成员的情况，感觉彼此非常投契，很快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林琳、孙维世、林利三位，于1945年盛夏的7月，在莫斯科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40年3月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前往市内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的路途，与即将归国的周恩来等同志依依惜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同志亦在场，恩来同志将我和维世托付于他，叮嘱道，这两个孩子日后将留在莫斯科生活与学习，希望他能多加关照。马尔特维诺夫同志立刻承诺会给予我们关照，并建议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在苏联人中更好地融入组织生活。然而，我和维世并未遵从这一提议。

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则从左至右分别是周恩来、陈琮英、张梅。时间回溯至1940年的苏联。

任弼时同志归国之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一职暂由林彪同志担任。鉴于林彪同志的健康状况不佳，组织上决定让他只负责处理重大事务，而日常琐事则交由他人处理。因此，他选择入住共产国际的“留克斯”宿舍。当时，他的妻子张梅正在分娩。林彪同志时常来访我和维世所居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我对此并未感到惊讶，将他视为一位资深的领导同志和长辈。然而，我未曾料到，他竟对孙维世产生了追求之意。

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与陈琮英伉俪及其子女，齐聚莫斯科。

追寻维世之人并非仅我一人，刘亚楼同志便是其中一位，他公然宣称对维世心生向往。我们对此仅付之一笑。至于林彪是否对维世有所追求，我则一无所知，他行事极为隐秘。他曾邀请维世一同出游，并拉上我作伴，一同漫步街头、游走公园。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男子在妻子分娩之际，竟会对其他女子产生追求之心。

孙维世在苏联

在林彪即将归国的节点，维世突然提出要一同回国，并把我作为他争取的同路人。维世以莉莉的意愿为筹码，表示若莉莉不回国，她便也不回国。林彪却一口答应，表示所有人都一同行动。维世向我表达了他的困惑，原本组织上是安排我们留在莫地继续学习的，为何又有了变数？当时林彪担任党代表，他的话语颇具分量。维世建议我直接写信给林彪说明情况。尽管我们居住地相近，可以直接询问，但考虑到维世的建议，我还是写了一封信，通过他转交给林彪。结果，我和维世关于随林彪回国的计划就此搁置。

在莫斯科，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同仁合影留念。从后排左侧起，依次是蔡畅、陈郁、杨之华、刘亚楼、孙维世和邓颖超；而前排左侧，则是任弼时、陈琮英和周恩来。

直至1943年，林彪历经曲折，托人带信至维世处，信中自述因他人劝告，无奈之下选择成婚，然而维世留给他的印象始终鲜明。阅读此信，我感到颇感惊讶（在维世与我之间，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有些细节我当�始未知晓，直至事后她方才告知）。维世这才透露，林彪在1941年临行之际，曾向她求婚，希望她能随他一同离去。至于他的前妻，无论维世的态度如何，林彪都决心与她决裂。果不其然，他的前妻张梅带着幼子留在了苏联，并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度过了战乱岁月。我们对此信加以一番戏谑，还指出了其中的语法错误。由此可见，维世对于林彪的追求似乎并不在意。然而，谁能料到，此事最终竟给维世带来了无法承受之重……

在苏联，我国同志的合影中，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孙维世、李特特、林利；后排则分别是陈祖涛、朱仲丽、刘允斌、林月琴。

在办理归国手续的过程中，我时常与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夫保持联系。在手续办理期间，尼哥拉也夫告知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携她三岁的女儿一同与我们同行，意味着在旅途中需要对她给予关照。需知，彼时从莫斯科至哈尔滨的路途遥远，且并无直达列车，必须在中途的赤塔转车，再乘坐前往边境奥特波尔的列车。经边境的严格查验后，需转乘窄轨列车抵达满洲里，随后换乘前往哈尔滨的火车。抵达满洲里，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立三同志特意派遣了一班警卫战士来迎接他的夫人，我们一同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孙维世与中共同志在莫斯科

李立三向维世透露，他对她与林彪之间的纠葛有所了解。鉴于在哈尔滨的短暂停留，他即刻安排我们前往延安。我的目的地原本就是延安，对此并无异议。然而，维世却显得急于逃离。经过一番追问，事情的原委逐渐浮出水面：在我们归国之前，林彪得知维世即将抵达哈尔滨，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甚至向东北局的几位领导倾诉了心中的苦闷。他坦言，自己曾深爱维世，但为了先回国，在延安受到同志们的劝导，才另娶了叶群。如今孙维世归国，他的心情难以平复。得知此事后，叶群也四处哀哭。东北局的领导人们或许是为了维护东北地区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无奈之下只得将孙维世遣送他处。此事便落在了李立三的身上。数日后，孙维世与林莉便被送往了延安。

孙维世与周、邓在莫斯科

上述内容乃林伯渠之女林利的追忆之词。林彪曾对孙维世情有独钟，却未能如愿，却反成叶群心中难以拔除的痛。文革结束后多年，林彪之女林豆豆向我透露，其母叶群严令家中无人提及孙维世，亦禁止观赏任何与之相关的演出，由此可见叶群对孙维世之忌恨之深。林彪娶得一位野心勃勃之妻，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实乃令人哀叹之事。

孙泱、孙新世、孙维世及孙延滨

对孙维世的评价

罗瑞卿将军赞誉孙维世道：“她是我党培育出的首位戏剧领域的杰出专家，堪称红色专家。”

周志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如此赞誉孙维世同志：“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共和国戏剧事业的奠基人，犹如一座璀璨夺目、历久弥新的灯塔，指引着无数中国戏剧工作者勇往直前、接续奋斗的航程。”

资深文艺评论家杜高曾言：“孙维世不仅构筑了青年艺术剧院与实验话剧院的基石，更堪称我国儿童戏剧领域的先行者。”

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李畅指出：“孙维世所倡导的保留剧目制度，对于演员的培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众多优秀演员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这一制度功不可没，堪称我们宝贵的财富。”

孙维世，外祖父任芝铭。

游本昌曾言，孙维世乃一位光明磊落、备受喜爱的艺术家。遗憾的是，“文革”的狂潮让她未能继续攀登艺术之巅。她不仅是艺术家中的民族烈士，更是艺术家中的民族英雄，无人能出其右。

原大亚湾核电站的董事长潘燕生曾回忆道：1951年，孙维世与金山一同前往北京石景山热电厂，旨在体验生活。二人勤勉刻苦，毫无怨言。白天，他们与工人们并肩奋战在车间一线；夜晚，孙维世则将所见所闻编成歌曲，亲自教授并带领大家一同吟唱。在她的引领下，整个电厂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无不投入到欢快的歌声中。石景山热电厂的上下员工都对孙维世情有独钟，亲切地称她为“开心果”。

孙维世与金山

孙维世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位红色戏剧专家及翻译，她是新中国戏剧奠基人，她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为新中国三大戏剧导演，她系统地运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中国话剧；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均有建树。孙维世曾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中国剧协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孙维世导演了《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儿童剧《小白兔》等。《初升的太阳》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专家与群众合作的艺术创造，是反应大庆精神的戏剧。

孙泱、孙维世兄妹

孙维世在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