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共党史资料》《莫雄回忆录》《红军长征史料集》《人民文摘》等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4年9月下旬的庐山，秋风萧瑟，云雾缭绕。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山间，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蒋介石亲自主持，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云集，他们要制定的，是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这个计划如果实施，将对中央苏区的8.6万红军构成致命威胁。

国民党准备调集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最后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

为防止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国民党官员做出了改变历史的决定。

莫雄，广东英德人，1891年生，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此时他正担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却在会议结束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将蒋介石制定的"铁桶计划"全套文件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这份情报的传递过程充满了惊险，最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走向。

这个选择，不仅挽救了8.6万红军将士的生命，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一】乱世中的抉择之路

要理解莫雄的这个惊人举动，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891年，莫雄出生在广东英德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还是设法让他在私塾接受了三年教育。

十三岁时，莫雄来到广州，在石室圣心神学院当伙夫，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革命党人的宣传，心中开始萌发对腐朽清朝政府的不满。

1907年，年仅16岁的莫雄冒着风险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辛亥革命爆发后，莫雄积极投身其中，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

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中，莫雄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深深敬佩这位革命先行者的理想和人格魅力。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莫雄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民族、民权、民生"的理念，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指引。

在北伐战争中，莫雄作为粤军的重要将领，表现出色，历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务。

可是，好景不长。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开始争夺权力，蒋介石逐渐掌握了话语权。

作为同盟会的资深成员，莫雄在军中有很高的声望，这自然成了蒋介石忌惮的对象。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开始清洗异己，莫雄首当其冲。

1928年，蒋介石以少将参议的虚衔剥夺了莫雄的军权，他的部队也遭到缴械遣散。

这种待遇让莫雄深感失望和愤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现在却要相互残杀。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初衷。

极度不满的莫雄并没有屈服，他曾两次参与张发奎发起的反蒋行动，希望能够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路线。

但是，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莫雄也因此被蒋介石更加怀疑和提防。

1930年，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蒋介石为了稳定局面，决定重新启用一些旧人，莫雄也在其中。

【二】上海滩的思想转变

1930年7月，张发奎反蒋失败，莫雄退职蛰居上海。

表面上，他通过宋子文的关系在财政部谋了个视察的差事，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蒋介石想要的是把他放在眼皮底下监视。

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大都市里，莫雄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赴上海任职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莫雄的人生轨迹。

他遇到了原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哑佛。

刘哑佛是个有学问的人，在部队里就以思想敏锐、见解深刻著称。两人重逢后，经常在一起探讨时局，谈论国家的前途命运。

刘哑佛敏锐地察觉到莫雄内心的困惑和苦闷，开始有意识地向他介绍一些进步思想。

通过刘哑佛，莫雄结识了更多的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中共党员项与年。

项与年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曾在海外从事过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深厚的理论修养。

在与这些共产党员的接触中，莫雄逐渐了解到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

他发现，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着很多相通之处，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改善民生。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展现出来的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让莫雄深受感动。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莫雄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他开始主动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读共产党的文件和刊物。

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拯救中国。

1930年底，莫雄通过刘哑佛和项与年的介绍，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甚至与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人有了直接接触。

当他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时，李克农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莫雄深表理解。他明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留在国民党内部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那时起，莫雄就开始了自己的双重身份生涯，表面上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秘密朋友。

【三】德安任上的巧妙安排

1934年1月，历史给了莫雄一个绝佳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需要大量可靠的军政人员。

由于莫雄在军界的声望和影响力，加上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举荐，他被任命为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这个职位对莫雄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赣北地区紧邻中央苏区，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重要前沿阵地。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为了让他安心工作，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允许他自组班子，挑选自己信任的部下。

得到这个任命后，莫雄没有立即前往德安上任，而是先赶回上海，与中共组织进行了秘密磋商。

双方经过周密的讨论，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莫雄将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十余名中共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关键岗位上。

这个安排可谓是天衣无缝。

对外，这些人都是莫雄的老部下，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任关系；对内，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地下党组织，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

项与年被安排为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卢志英担任参谋长，刘哑佛则负责情报工作。

更令人称奇的是，莫雄还通过杨永泰的关系，将其中几人安插到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这样一来，中共地下党就在国民党的心脏部位建立了据点，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到任后，莫雄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一方面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配合上级的各项工作安排，另一方面又巧妙地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掩护。

在他的领导下，赣北地区的"剿共"工作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更为巧妙的是，莫雄还导演了几次"击溃"红军的好戏。

在秘密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的红军队伍会"配合"莫雄的行动，在适当的时候"败退"，让莫雄获得"战功"。

当这些"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对莫雄大加赞赏，还专门下令"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这种表面的成功不仅为莫雄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也为他参加庐山会议创造了条件。

在蒋介石看来，莫雄是一个既有能力又忠诚可靠的得力干将，让他参与制定"围剿"计划是完全合适的。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被他倚重的"功臣"，实际上正在为他的"敌人"工作。

在德安的这段时间里，莫雄和他的地下党战友们还积极开展情报收集工作。

他们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作战计划等重要信息，并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中央苏区。这些情报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莫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

当有人举报某些可疑分子时，他往往会先一步得到消息，及时通知相关人员转移。在他的保护下，不少革命者得以化险为夷。

【四】庐山会议的惊天机密

1934年9月下旬，莫雄接到了一个令他既兴奋又紧张的通知：蒋介石要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讨论对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击，他被特邀参加。

这次会议的规模空前，与会者包括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5省的省主席，各部队的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等200多人。

按照正常的职务序列，莫雄这个地方专员是没有资格参加如此高级别会议的。

他之所以能够受邀，完全是因为前期在"剿共"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在蒋介石看来，莫雄不仅能打仗，而且对共产党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参与对制定作战计划会有很大帮助。

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整个庐山都被戒严，闲杂人等一律不得上山。

会议地点选在牯岭的一个秘密场所，周围布置了大量警卫。每个与会者都要经过严格的身份核查，连随身携带的物品都要仔细检查。

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铁桶计划"。这个计划于1934年7月就开始酝酿，是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的。

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寄予厚望，认为它是彻底解决"共匪"问题的最佳方案。

所谓"铁桶计划"，就是要在中央苏区周围构建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形成铜墙铁壁般的封锁线。

具体做法是：先头部队每天只推进5公里，后援部队立刻拉起铁丝网，修建碉堡工事，计划在瑞金城外构筑30道钢铁防线。这样一来，红军就会像瓮中之鳖一样，无处可逃。

计划的规模令人震惊：国民党准备调集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中央苏区实施合围。

每一个师都有明确的进攻路线和目标，每一个团都有具体的作战任务。

不仅如此，计划还详细规定了后勤补给、通讯联络、情报收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为了确保计划的保密性，蒋介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

仅发给每个与会者的资料就有一两公斤重，包括作战序列图表、详细的计划书、各种指示文件，以及根据蒋介石指示专门汇编的作战手册。

每一份文件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按与会者的名单编号，领取时必须签字确认。

会议进行了整整6天，蒋介石亲自主持每一次讨论。

他反复强调这次行动的重要性，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有任何差错。

在他看来，这次"围剿"如果成功，不仅可以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还可以为他统一中国扫清最大的障碍。

莫雄坐在会议室里，表面上专心听讲，认真记录，内心却是波澜起伏。

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得不佩服这个计划的周密和完善；作为一个共产党的朋友，他深深地为中央苏区的命运担忧。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8.6万红军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

会议的每一天，莫雄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他知道，自己手中掌握着改变历史进程的钥匙。

如果能够将这份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红军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陷入绝境；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中国革命的火种可能就此熄灭。

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的行为暴露，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下场。

经过反复思考，莫雄最终下定了决心。在他看来，个人的生死荣辱与革命的前途命运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今正是需要他努力的时候。会议结束的那一刻，莫雄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会议结束后，莫雄拿着厚厚的会议资料，心情异常沉重。

这几斤重的文件，记录的是国民党对红军的灭顶之灾，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拯救8.6万红军的希望。

时间已经变得异常紧迫，因为按照"铁桶计划"的时间安排，国民党军队很快就会开始行动。

当天晚上，莫雄连夜下山，赶回德安专署。在回程的路上，他的脑海中不断思考着如何将这份情报安全送出去。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情报传递，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冒险。一旦行动失败，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连累的还会是项与年等一大批地下党员。

回到德安后，莫雄立即召集了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人，将庐山会议的情况向他们做了详细汇报。

当他们看到那份详细的作战计划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这个"铁桶计划"的毒辣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实施，中央苏区确实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过紧急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将这份情报送到中央苏区。

但是，如何送出去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当时，整个江西地区都处在严密的军事管制之下，从德安到瑞金要经过八个县市，几乎纵贯大半个江西，路程近两千里，沿途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哨卡和巡逻队。

任何可疑人员都会受到严格盘查，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甚至暴露整个组织。

更让人担心的是，按照"铁桶计划"的安排，国民党已经开始加强对苏区周边地区的封锁。

各个要道都增设了检查站，对过往行人的盘查也比以往更加严格。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情报送达目的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为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而苦恼时，那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即将诞生...

【五】项与年的生死使命

经过一夜的紧急商议，项与年主动承担起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

他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远赴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的三马林达，在当地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

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项与年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魅力，很快就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

他组织工人罢工，争取合理待遇，与殖民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段海外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1927年秋，已经31岁的项与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回国。

回到祖国怀抱后，他没有因为挫折而沮丧，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经过组织安排，他被调入中央特科工作，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这个神秘组织的一员。

中央特科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情报保卫机构，工作环境极其危险。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项与年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工作。

他曾经参与过多次重要行动，每一次都是在生死线上游走，但他从未退缩过。

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使项与年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他善于伪装，精通各种联络方式，熟悉敌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

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无论面对多大的危险，都能够冷静应对，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正是基于对项与年能力的信任，莫雄等人一致同意由他来执行这次极其危险的任务。

项与年也深知此行的凶险，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在他看来，能够为党的事业、为8.6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确定了人选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传递情报的问题。

原始文件显然不能直接携带，风险太大，而且目标太明显。

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密写技术将情报内容隐藏起来。

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三人连夜工作，用特制的密写药水将"铁桶计划"中的关键信息逐一记录在4本普通的学生字典上。

这些信息包括敌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详细内容。

密写的过程极其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每一个字符都要准确无误，因为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个情报的失真。

三人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朗读原文，一人负责密写，另一人负责核对检查。整整一夜，他们都在灯下埋头工作，直到天快亮时才全部完成。

除了密写情报，他们还要为项与年设计一个合理的身份掩护。

经过商量，决定让他扮成一个四处奔波的教书先生。

这个身份有几个好处：首先，教书先生携带字典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会引起怀疑；其次，这个职业在当时比较受人尊重，一般不会受到粗暴对待；第三，项与年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扮演这个角色比较自然。

为了使伪装更加逼真，他们还为项与年准备了相应的证件和行李。

证件是通过特殊渠道弄到的，看起来完全真实可信。

行李中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放了一些教学用的材料，包括那4本密写了情报的字典。

在研究路线时，他们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加复杂。

原本计划走的几条道路都已经被严密封锁，国民党军队在各个要道都设立了检查站。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但更加艰险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然后进入泰和，再从山区小道直插兴国、于都，最终到达瑞金。

这条路线的前半段相对安全，因为是通过正常的交通工具，不容易引起注意。

但后半段就非常危险了，需要穿越大片的山区，不仅路途艰辛，而且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特别是越接近苏区，封锁就越严密，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

【六】九死一生的密送之路

1934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项与年告别了莫雄等同志，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一套灰色的长袍，脚穿布鞋，手提一个旧藤篮，里面装着几本书和一些简单的行李，完全就是一个四处谋生的乡村教师的模样。

前往南昌的路程相对平静，项与年搭乘了一辆运货的马车。

车上除了他之外，还有几个商人和农民，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

项与年也很自然地与他们聊天，谈论着时局和民生，表现得就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到达南昌后，项与年按计划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吉安。

这段路程虽然有检查站，但由于走的是正常的交通路线，检查并不算太严格。

项与年凭借伪造的证件顺利通过了几个关卡，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真正的考验是从泰和开始的。当项与年进入泰和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他们预想的严重。

整个山区几乎被国民党军队控制，每个村子都驻有兵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

任何可疑人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就会被抓起来审讯。

更让项与年担心的是，国民党军队显然已经加强了戒备。

沿途可以看到大量的巡逻队在来回穿梭，一些重要的路口还设置了临时检查站。看来，"铁桶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面对这种情况，项与年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行进路线。

他避开了所有的大路和村庄，专门挑选一些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行走。

白天，他躲在山林中休息，只有到了夜晚才敢出来赶路。这样做虽然安全一些，但行进速度大大放慢了。

在山林中穿行的日子异常艰苦。项与年只能靠野果和山泉水充饥，有时甚至一整天都吃不到任何食物。

夜晚的山林更是危险重重，不仅有野兽出没，还要时刻提防着可能遇到的敌军巡逻队。项与年经常要在荆棘丛中匍匐前进，身上被划得伤痕累累。

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的跋涉，项与年终于到达了兴国县境内。

但是，新的困难又出现了。越靠近中央苏区，国民党的封锁就越严密。

整个兴国县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到处都是碉堡、铁丝网和瞭望哨，这道防线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项与年在山上观察了两天，发现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这道封锁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山路都有巡逻队把守，连一些看似隐蔽的小径也被发现并封堵了。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在山上设置了大量的暗哨，任何异常动静都会立即引起注意。

就在项与年为如何突破封锁线而苦恼时，他偶然听到了几个士兵的谈话。

原来，这些士兵对那些衣衫褴褛、面目可憎的乞丐非常厌恶，往往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就把他们赶走。

这个发现给了项与年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伪装成乞丐来蒙混过关？

但是，要想扮成一个真正的乞丐，光是换身破衣服是不够的。

项与年那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和一个真正的叫花子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经过反复思考，他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毁掉自己的容貌。

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项与年找到了一块尖锐的石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毫不犹豫地用石头猛砸自己的牙齿。

剧烈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鲜血从口中涌出，他差点昏厥过去。但是为了完成任务，他强忍着钻心的疼痛，连续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

牙齿被砸掉后，项与年的面部迅速肿胀起来，整个人的容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加上他故意用泥土和杂草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再换上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真的就像一个到处讨饭的老乞丐了。

为了增加伪装的真实性，项与年还把那4本密写了情报的字典藏在一个满是污秽的破袋子里，上面放着一些发馊发臭的食物。

这样一来，即使有人翻看他的行李，也会因为恶臭而匆匆了事，不会仔细检查。

【七】乞丐装扮下的生死突围

经过精心伪装的项与年，拖着蹒跚的步伐走向了第一个检查站。

当他出现在哨兵面前时，那副凄惨的模样立即引起了士兵们的厌恶。

肿胀的面部、缺失的牙齿、破烂的衣服、刺鼻的气味，所有这些都让人避之不及。

"滚开！滚开！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士兵们根本不愿意靠近这个恶心的乞丐，老远就挥手驱赶。

项与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乞讨声，然后慢慢地走向下一个目标。

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几个检查站，项与年都成功地蒙混过关。

士兵们对这个臭气熏天的乞丐都是能避则避，根本没有人愿意上前盘查。

即使偶尔有人问几句，项与年也能用他那因为缺牙而含糊不清的话语轻松应对过去。

但是，在一个较大的检查站，项与年遇到了真正的危险。

一个凶神恶煞的军官看到他后，突然起了疑心。这个军官比一般的士兵要仔细，他注意到项与年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走路的姿态还是有些异常。

"站住！"军官大声喝道，"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厉害？"

项与年的心里一阵紧张，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镇定。

他用那含糊不清的声音回答道："长官，小人前天在一个大户人家讨饭，主人家不但不给饭吃，还放狗咬人。小人慌忙逃跑的时候摔了一跤，就成了这个样子。"

军官半信半疑地打量着他，又问道："那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项与年早就准备好了回答："小人是从吉安那边过来的，听说南边有个善人施粥，想去碰碰运气。"说着，他还从怀里掏出了几张破旧的"路条"，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军官接过路条看了看，发现确实是从吉安开出的证明，时间也对得上。

加上项与年身上那股刺鼻的臭味让他很不舒服，就没有再深究下去。"行了，赶紧滚吧！别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工作！"

就这样，项与年又一次化险为夷。但他知道，越往前走，危险就越大。果然，在接近于都县的一个山口，他遇到了最严峻的考验。

这里是进入中央苏区的最后一道防线，把守的都是精锐部队，检查也格外严格。

所有过往行人不仅要检查证件，还要进行搜身。项与年远远地观察了一阵，发现这里的士兵训练有素，警觉性很高，想要蒙混过关绝非易事。

就在项与年犹豫不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几个真正的乞丐也来到了这个检查站，他们是被前面的战乱赶得无家可归的难民。士兵们对这些人非常粗暴，不由分说就用枪托驱赶他们。

项与年灵机一动，悄悄混到了这群乞丐中间。

当士兵们一起驱赶这些"无关人员"时，他也跟着其他乞丐一起被赶走了。就这样，他竟然在混乱中不知不觉地通过了最后一道关卡。

通过检查站后，项与年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中央苏区的外围地带。

这里的气氛明显不同了，虽然还能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但已经没有那么密集的检查站了。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遇到一些可靠的向导，这些人都是苏区的地下工作者。

在向导的帮助下，项与年很快就找到了通往瑞金的安全路线。

1934年10月7日傍晚，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项与年终于到达了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八】情报送达与历史转折

当项与年拖着疲惫的身体出现在中央机关门前时，连站岗的红军战士都认不出这个面目全非的人究竟是谁。

他那肿胀变形的脸庞、破烂不堪的衣服、浑身散发的恶臭，完全就是一个流浪了很久的叫花子。

"同志，我要见周恩来。"项与年用那含糊不清的声音对站岗的战士说道。

战士起初还以为这个乞丐是在胡说八道，但当项与年说出一些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暗号时，战士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经过层层汇报，项与年很快就被带到了周恩来面前。

当周恩来看到眼前这个不成人样的"乞丐"时，一时间竟然没有认出这就是自己过去的得力助手项与年。

直到项与年开口说话，周恩来才从那熟悉的声音中辨认出他的身份。这一刻，这位向来沉稳的革命领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与年同志，你受苦了！"周恩来紧紧握住项与年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他能够想象，为了完成这次任务，项与年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

项与年顾不上休息，立即从那个臭气熏天的破袋子里取出了4本字典，向周恩来汇报了庐山会议的全部情况。

当周恩来了解到"铁桶计划"的具体内容时，他的表情变得异常严峻。这个计划的毒辣程度远远超出了中央领导层的预料。

周恩来立即命令作战情报部门连夜工作，将4本密写字典中的内容全部复原成文字和图表。

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一份完整的"铁桶计划"呈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

这份计划不仅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作战序列、进攻路线，还包括了后勤保障、通讯联络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安排。

更重要的是，计划中明确标注了各部队的集结时间和发起进攻的日期。

按照这个时间表，国民党的"铁桶合围"将在10月中旬全面展开。也就是说，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根据这份珍贵情报，结合前期收到的各种信息，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立即实施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却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8.6万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这一天，距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铁桶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布置到位，中央红军就已经提前突围而出。

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中央红军再晚几天行动，等到国民党的包围圈完全形成，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提前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红军才能够选择相对薄弱的方向突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长征途中，伟人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说过："中央红军能够活着突围出来，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

这句话，既是对项与年英勇行为的肯定，也是对莫雄无私奉献的赞扬。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都会对莫雄和项与年的壮举感到深深的敬佩。

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一个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民族大义，什么叫做革命精神。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两位功臣。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了莫雄，并安排他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历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副主任等职务。

1956年国庆节，项与年与莫雄一起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庆典活动，叶剑英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这两位功臣。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莫雄也受到了冲击，身心都遭受了严重摧残。

直到1978年后，他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6月，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这位传奇的老人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自己89年的人生历程。

项与年在解放后担任了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务，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78年，这位英勇的地下工作者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82岁。

莫雄和项与年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它告诉我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一些人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和党派之见，从民族大义出发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他们这样的英雄，中国革命才能够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前进，最终取得伟大胜利。这段历史，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