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硝烟散去，部队南征至潮汕地区，进而转战至广东省普宁市的流沙镇。在此，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指挥部的军事决策会议，并做出了重要决定：武装人员需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农军汇合，而领导层则需分批次通过海上安全撤离。遗憾的是，会议落幕不久，起义部队便遭遇了敌军的埋伏，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亦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

《南昌起义》油画，黎冰鸿作。

周恩来病重，处理后事。

1927年9月的尾端，南昌起义的队伍历经酷暑的漫长征程，抵达粤东地区。他们曾一度成功攻占潮州与汕头，然而，由于兵力薄弱、弹药告罄，再加上缺乏外部支援，最终未能坚守阵地，以失败告终。

9月30日，汕头城内仅剩不足两百人的战斗部队以及三百余名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正因发烧卧床休养。身处病榻之上的周恩来同志，果断下达指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离汕头，前往彭湃同志所开辟的新阵地。海陆丰根据地转移。

此刻，中共中央刚刚从武汉低调迁至上海，依然热切期待该部队攻克广州，为此不断下达指令。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明确提出，一旦夺取广州，即迅速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届时即刻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以此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响应。

刚从党内卸任的陈独秀将出任该政府的名义首脑，而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苏兆征，以及当时正效力于叶挺、贺龙麾下的周恩来，均将在政府中担纲重任。

此外，政府亦将吸纳郭沫若等非党左翼人士参与其中（注：郭沫若在随起义部队南下的途中已秘密加入党组织，但中央对此尚不知情）。

中共中央发布这一指示之际，领导南昌起义的团队，在从汕头撤离之后，沿着靠近海岸的蜿蜒小径，于10月2日抵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

周总理在流沙之地逗留一日后，卧病榻上紧急召见彭湃，对当地后续事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派人积极联络各方关系。

周恩来，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0月3日清晨，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残部逾千人抵达此地，而贺龙未能与自己的部队会合，却也匆匆赶至了这片土地。

今日午时，流沙镇内一座不起眼的小庙之内，中共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前敌委员会紧急的会议召开。这不仅是南昌起义领导机构的最后一次集会，更是败局已定后的善后讨论会，被史册铭记为“流沙会议”。

南昌起义的指挥官们，除去朱德因身处三河坝而未能与会，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抵达。他们包括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谭平山、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贺昌等人。此外，还有国民党左派代表张曙时、彭泽民等亦参与了此次盛会。

郭沫若事后回忆道，周恩来当时是被担架送至会场的，高烧不退，面色苍白如碧。“他首先对败仗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反思。首先，我们犯了战术上的失误，情报工作过于疏忽，对敌人过于轻敌。其次，在行军过程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有所懈怠。最后，我们的民众工作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周恩来续称，前委已经大致敲定了后续的处理方案。显而易见，在会议之前，他与前委的其余三位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以及中央代表张太雷（注：张太雷系中共中央派往汕头的起义军代表，在占领汕头后，他从香港紧急赶至）已进行了深入研讨。他正式宣布：“武装人员需尽可能集结整编，撤退至海陆丰地区，我们今后将面临长期的革命斗争。对于非武装人员，愿意留下的请留下，不愿留下的则就地解散。我们已挑选了一批农会会员作为向导，他们分别引导撤退至海口，之后各自前往香港或上海。”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位于江西大旅社

周总理身边仅剩叶挺、聂荣臻。

正当众人纷纷热议起义军余部接下来的动向尚未达成共识之际，忽有消息传来，称村外的山头发现了敌军的先锋部队。于是，紧急的会议不得不草草收场，全体人员迅速转向海陆丰进发。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此刻，广东军阀陈济棠麾下的两个师，约近万人，正从流沙两侧对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流沙地区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10月3日的午后，起义的指挥机关与第二十四师从流沙启程，为了绕开敌军沿小路西进的防线，部队沿着蜿蜒的山道缓缓前行。由于连续多日辗转作战，士兵们筋疲力尽。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因发烧高达40度，被安置在担架上，缓缓跟随着队伍的步伐，行进在队伍的末尾。

才离流沙不久，路旁忽然枪声四起，国民党军如同猛虎般从起义军阵列中横冲直撞，瞬间将队伍搅得一片混乱。在这连番败绩之后，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昔日英勇无畏的部队此刻竟陷入了极大的慌乱之中。

此刻，周恩来依然高烧不退，连稀薄的粥都无法入口。即使在昏迷之中，他仍不断口呼：“冲啊！冲啊！”队伍在此际遭遇敌人猛攻而四散，负责抬他担架的战士亦在混乱中不慎遗落了担架，弃阵而逃。仅剩叶挺、聂荣臻以及一名警卫员紧随周恩来左右，他们之中，只有叶挺身旁尚存一把手枪。

若遭遇敌手，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周恩来心中所怀揣的，在海陆丰举起苏维埃旗帜的壮志，亦随之化作泡影，无法实现。

得益于周恩来两年前曾在此地担任东江行政专员，他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依循他的口头指示，众人将他引领至当时年仅25岁的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

杨石魂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在交通员的引领下，历经辗转，最终抵达陆丰区委书记黄秀文同志的家中进行隐蔽——黄秀文同志的家乡位于陆丰黄厝寮，面朝大海，是出海藏身之佳地。

10月28日，杨石魂亲自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踏上前往香港的航程。抵达香港后，杨石魂立即派遣人员将周恩来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叶挺与聂荣臻历经波折，最终成功抵达广东省委。此后，他们二人亦投身于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之中。

贺龙等起义首领脱险

在流沙之战中，国民党军队陈济棠部击败了第二十四师，却并未乘胜追击或进行彻底的搜剿，而是继续挺进陆丰，意图追捕第二十军的残余势力。此举源于国民党当局对南昌起义军事总指挥贺龙所发布的巨额悬赏通缉令，陈济棠等人显然觊觎这笔赏金，且坚信贺龙必定藏匿于第二十军之中。

实际上，贺龙当时并未及时赶至他所率领的部队。10月10日，陈济棠麾下部队在距离陆丰县城大约二十里的地方追上了这支队伍，只见一位名叫吴骏声的团长匆匆前来寻求“收留”。国民党军队随即包围了该部队，并对其进行了缴械。事后，除挑选了部分精锐士兵加入自己的行列外，其余被缴械的官兵均被遣散。

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残部竟不幸降敌，其根本原因在于该部队缺乏共产党的领导，加之当时已脱离了贺龙将军的直接指挥。

面对部队的挫败，起义军的指挥者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向海边寻求登船之机。张太雷等人于10月6日，在向导的引领下，抵达海边，寻得船只并顺利抵达香港。翌日，李立三、张国焘与贺昌亦在一名农会骨干的协助下，卸下军装，改换农装，并于海边觅得一条小渔船，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航程。

刘伯承，时任起义军的参谋长，以及贺龙将军，担任军事总指挥之职，亦遵从前委的指令，共同转移至香港。

10月7日，刘伯承、贺龙、林伯渠以及彭湃夫妇共同转移至陆丰县。抵达当地后，彭湃迅速联络上自己麾下的农军部队，并选择留在那里继续战斗。与此同时，他派遣专人将刘伯承、贺龙、林伯渠以及怀有身孕的夫人许玉庆送至香港。刘、贺、林三人抵达香港后，随即转赴上海，以寻找中共中央的接洽。

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其他领导人转移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也不尽相同。例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在流沙会议结束后，遭遇敌人追击，途中不幸失散，仅与侄子吴鸣及一名军官同行。身为四川人，他们不谙粤语，旅途艰辛重重。

幸而途中邂逅了失散后独自行动的谭平山，他身为广东人，对当地地形熟稔且语言相通。在谭平山的引领下，三人得以抵达海边，并顺利雇得船工，一同逃往香港，随后又转道前往上海。

自此，刘伯承与吴玉章远赴上海，进而踏上前往苏联的求学之路。刘伯承于1930年重返祖国，随后投身中央苏区，并肩负起红军总参谋长的重任。吴玉章则在苏联及西欧长期工作，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才返回国内。贺龙抵达上海后，尽管中共中央亦有意安排其赴苏联深造，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坚持返回湘西故里，以重整武装力量。

次年春季，在地下党组织的严密护送下，贺龙顺利穿越了由桂系军阀严格掌控的武汉，随后返回湘西桑植故里。他迅速集结了数千人马，竖起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帜。

经过一年的时光，贺龙的老战友与入党时的引路人周逸群亦踏足湘西。携手并肩，他们奋勇开拓，创立了声名显赫的湘鄂西苏区，使之跃升为全国知名的几大红色根据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