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之子：坎坷人生

冯志明

于南京这座古都的一隅，一个平凡的居民小区内，张闻天同志的子女张虹生夫妇安度他们的日常。他们与寻常百姓无异，低调地生活，不显摆他们的特殊背景。尽管张闻天先生享有盛名，但他们始终铭记着父亲生前教诲，立志做一个平凡之人，坚守着不搞特殊的原则。

张虹生踏上农场，立志成为“新一代农民”的先锋；他投身农村，协助“整社”工作，甚至“自作主张”地宣布解散了食堂；然而，他的这些举动被定性为“坏学生”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他被“勒令退学”。

1957年，年满十八岁的张虹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响应党的号召，他怀揣着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在父亲张闻天和母亲刘英的鼓励与支持下，毅然报名参加了北京郊区的青年农场，立志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农民。他体格强健，精神抖擞，迅速掌握了水稻种植的技艺，迅速成长为农场里的生产骨干。

1935年，张闻天与刘英合照。

展望未来，张虹生满怀憧憬，但他深信，绝不能沉溺于父母的荣光之下，而应当凭借自身的拼搏，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即便农场的工作既紧张又繁重，他亦未曾懈怠学业。1959年夏日，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那次会议上，身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原本计划仅就外事工作进行讨论。然而，秉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良知，他在一番冗长的发言中，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诸多不足与随之而来的不良影响。这番坦率的肺腑之言，却为他换来了两顶令人畏惧的罪名——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恶名，并被诬陷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

张虹生归家时，眼前的父亲依旧面色平和，仿佛未曾有过任何变故。尽管具体情形不明，张虹生坚信毛主席的判断无误，而父亲则误入了歧途。但父亲究竟是如何犯错的呢？他跟母亲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听从党的指示啊。

1961年的冬日，党中央出台了“农业政策七十条”。按照上级的部署，文科大学生被派往农村参与“整社”工作。张虹生此行并未前往农场，而是深入到了农民的田间地头。他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区的东坝公社园林五队，这是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生产队。按理说，菜农的生活应当比种粮农更为宽裕，然而张虹生所见却是民不聊生，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难以维系，各家各户的口粮都捉襟见肘，全队仅剩一头瘦弱的猪，而自留地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强行收回。

张虹心头泛起一阵酸楚，回忆起父亲对农村中“虚报浮夸”现象的愤慨陈词，他深感父亲所言非虚，“共产风”的势头已不可持续。那些下到农村的学生们，每人都要负责一个生产队，而上级的要求却是仅仅宣扬而不付诸行动。

园林五队汇聚了96户人家，张虹生逐一进行了走访，倾听了社员们的呼声。大家普遍期望解散食堂，将口粮分配至各家各户。鉴于当地无人敢于做出此等决策，热血沸腾的张虹生毅然召集了全村的群众大会，并正式宣布解散食堂。他的话语刚落，农民们便兴奋地拍手称快，掌声此起彼伏……

张虹生因“擅自作主”之举，不幸被提前召回校园。随之而来的是连番“上纲上线”的指责，其主犯之罪被冠以“右倾”，追溯其根源，竟被指责“与你父亲同出一辙”。最终，他被定性为“不良学生”，校方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强制退学”。

既然出生在新疆，为何不去新疆建设兵团投身建设呢？刘英得知此事后，便找到了王震将军，而王震将军一口应允，随即安排张虹生前往农一师参与劳动。鉴于农一师曾是南泥湾三五九旅的根基，王震将军对此十分放心，认为那里至少不会存在政治歧视的问题。

1962年二月，张虹生毅然踏上征程，目的地是位于新疆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九团四连。

张虹身负“戴罪之身”踏入新疆农垦，在此艰苦的环境中磨砺自己；他以书籍为桥梁，结识知己，传递情感，最终在新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终身伴侣。

张虹生，这位新疆的儿女，自幼便饱尝艰辛。追溯至1942年，自称“进步”的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并派遣军队追捕那些他曾邀请的中共人士。在党组织的秘密掩护下，张虹生的母亲刘英匆忙转移至苏联。与此同时，陈潭秋、毛泽民等党的领导人被捕并被关押，最终他们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年仅三岁的张虹生尚未及转移，便与瞿独伊、邵华等数位孩童一同身陷囹圄。幸运的是，他们的身份并未暴露。直至1946年国共双方展开和平谈判之际，党组织成功营救他们出狱。在那四年间，从三岁到七岁，张虹生在新疆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涯，深刻体会了失去自由的痛苦滋味。

十六年后，张虹生重返新疆，阿拉尔成为该地区最为偏远之地。他所隶属的九团四连，更是农垦连中的艰苦代表。抵达后不久，他便投入到条田浇水的劳作中。在新疆垦区，一个条田的面积达600亩，从冬季末尾至春季到来，需进行三次浇水。在浇水过程中，每名劳动者需负责一片条田。

张虹生与众多农工无异，身披皮袄，手持马灯，于冰封雪地的田野间巡检。田沟之上，冰层密布，其下却尚未冻结，时有漏洞出现，需纵身跳入其中，耗时长达一两个小时以堵住缺口。他脚穿长筒胶鞋，双脚早已冻得僵硬，全身上下如同浸泡在冰窟之中，寒意直透心扉，每一处骨节缝隙都在散发出刺骨的寒气。

初春时节，连队将张虹生派去负责养牛。每日清晨，他便早早地将十余头牛赶出门外，直至夜幕降临方才归家。牛儿偏爱田边地头的青草，他需确保它们得以饱食，同时又不让它们糟蹋了庄稼。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保持警觉。一旦发现哪头牛有所越界，他便立刻拿起木棍疾步前往。如此奔波劳碌，使他患上了静脉曲张，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敢有所懈怠。毕竟，他肩负着一份责任，谁叫他身负“戴罪之身”呢。

张虹生虽已踏足大学之堂，但他所难以忍受的，并非恶劣的自然条件或是繁重的劳动强度，而是那突如其来的离京之旅，使他未能携书同行。机缘巧合之下，他得知团部政治处宣教股藏有诸多书籍，于是便上门请求借阅。他逐页翻阅那些沾满尘埃的书籍，从文学著作到政治经济学类，一本接一本地借来阅读。

宣教股由三位成员组成，其中年龄最轻的廖慰训尚未满18岁。虽是四川姑娘，外表清纯可爱，性格却颇为刚烈，颇具韧性。

1961年，就读于成都第四中学的廖慰训，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新疆农垦的报道后，便与两名女同学联名给农一师党委寄去了一封信，表达她们坚定的支边意愿。农一师对此给予了热情的回应，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在这三位来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不顾家人的反对，勇敢地办理了迁户手续，毅然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

起初，廖慰训感到疑惑：一个从事农垦工作的民工，为何对阅读如此热衷？后来，她了解到张虹生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便对他产生了新的敬意。

廖慰训正坐在办公室内，张虹生借阅了书籍，却不愿离去，与廖慰训畅谈古今，兴致勃勃。他对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颇生好感。然而，廖慰训尚未涉足情场，对此浑然不觉。

接下来的三年，张虹生饱经风雨，历经磨难。连队安排他负责驾驭马车，他挥舞起皮鞭，展现出一名合格马车夫的风采。在寂寞与孤独的时刻，他总会回想起那位川妹子那双深邃的黑眸、她真挚的笑容，以及她那扎着小辫的俏丽身影……

1965年，廖慰训奉命前往上海执行公务，途中亦计划回成都省亲。张虹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尝试以真挚的情感打动这位四川姑娘。于是，他执笔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件，并在廖慰训即将启程之际，将此信亲手交予她手中。

张虹生在信中的坦率流露，实乃独出心裁，其真挚的善意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柔软。

廖慰训在完成探亲之行返回新疆后，他与廖慰训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张闻天与刘英遭受了审讯与残酷的逼供之苦；张虹生则被实行“隔离审查”。在抄家过程中，他因拿走了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扣上了“转移父亲财产”的莫须有罪名。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熊熊燃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自北京席卷至全国各地。张虹生，这位时刻关注时局的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严峻性。

数年已离京，他勤奋工作，连续多年荣获先进生产者称号，同时亦不懈于读书学习，坚信终有一日能脱颖而出。然而，“文革”的狂潮让他震惊，心中不禁感到前路漫漫，希望渺茫。正当张虹生陷入绝望之际，廖慰训的鼓励与援手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坚实支柱。

在廖慰训的坚定支持下，她所提交的结婚申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于是在那段充满艰辛的日子里，他们喜结连理。次年，他们的首个女儿降临人世，张虹为她取名冬燕，寓意着寒冬中的燕子南飞，承载着父母对故乡的深切眷恋。

1968年五月，张虹生踏上归京的旅程，返乡前，他询问廖慰训有何所需。廖慰训微笑回应，表示下班后总是忙于照顾孩子，无暇他顾，遂请求张虹生代为带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张闻天夫妇

北京的住所已被抄掠多次，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模样。张虹生目睹父母年事已高，体态衰弱，疾病缠身，却依旧忍受着批斗的痛苦与折磨，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悲痛，泪水不禁涌上了眼眶。

历经风雨的张闻天与刘英，对张虹生的私人生活充满关切，叮咛他要好好对待妻子。得知儿媳有意购买半导体，张闻天便将家中的一台小型台式收音机赠予她，作为一份特别的纪念。

本月，张闻天与刘英突然遭受“监护”，实则陷入了非人道的审讯与逼供之苦。张虹生焦急万分，却束手无策。

专案组领导与张虹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谈，情绪激动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他明确切割关系，公开发布与张闻天的父子关系断绝声明。面对这一要求，张虹生坚决反驳：“父子关系岂能轻易割裂？无论历经多少岁月，他永远都是我的父亲！”

他踏上了返回新疆的火车旅程，抵达阿克苏后，在换乘长途汽车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团部派出的监视。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他“畏罪潜逃”。回到团部后，他再次受到了“隔离审查”的对待。他的家遭到搜查，所有价值超过五块钱的物品都必须登记在案。仅仅因为从家中拿走了半导体，他就被扣上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

在政治压力的重压之下，造反派责令廖慰训划清界限，但她却坚定地回应：“半导体设备是我所需，若要批判，请便针对我。”令造反派始料未及的是，对廖慰训的批斗场面竟显得冷清寂寥。廖慰训性情厚道，自幼便投身兵团，实则无可指责之处，群众纷纷表示“并无异议”。造反派无奈，只得将她暂时停职，并将其下放到园林队进行劳动。

待张虹生完成“隔离审查”以及廖慰训得以重聚之际，女儿冬燕已学会呼唤“爸爸”。廖慰训目睹张虹生略显狼狈的形象，心中不禁怜惜，轻声叹道：“你受苦了。”张虹生眼中映照出妻子那消瘦脸颊上所刻下的艰辛印记：“都是我拖累了你。”夫妻俩相拥而泣，在这份信任与深情的支撑下，苦难显得微不足道。

张闻天不幸因心脏病发作离世，张虹生与父亲在无锡的分别，竟演变成永久的诀别；随着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张虹生心生愿望，愿回归平凡生活，不再追求特殊待遇。

1969年10月，张闻天与刘英的漫长分别，历时524天后终于结束。不久，他们接到命令，要求在三天内启程，被遣送至广东肇庆。然而，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据上告示，张闻天的名字已被明令停止使用，需另取化名，且此化名对外须严格保密，仅允许与直系亲属保持通讯。天性豁达的张闻天便提议，既然我乃一介平民，便以“张普”为名可矣。

1969年7月，张虹生迎来了他小女儿的诞生。为女儿取名东君，这一灵感源自屈原《九歌》中的同名篇章，寓意太阳神之名。尽管历经磨难，张虹生对党的深厚情感依然如故，他将党视作照耀万物的太阳，借此表达对党的忠诚与向往。

廖慰训在怀孕期间，因劳作于田间，情绪低落，加之营养摄入不足，使得她的女儿自出生起便频遭疾病侵扰，多次面临生命危机。女儿周岁之时，尚不能坐立，夫妇俩担忧她可能终身残疾。无奈之下，他们商议决定将孩子送回内地寻求治疗。于是，廖慰训向团部请了两个月的假，以期给孩子带来一线生机。

1973年，张虹生携妻女探望肇庆父母。

1970年7月，廖慰训踏上了返乡的征程。怀抱尚在襁褓中的一岁幼女，牵着三岁的大女儿，她历经艰辛，跋涉至成都。抵达后，她便带着幼女四处寻医问药。待幼女病情有所好转，她将女儿托付给了母亲，随后携带大女儿，前往广东肇庆，探望张闻天和刘英两位老人。

张闻天与刘英虽仍受“看管”，却与世隔绝。当他们见到儿媳妇和孙女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喜不自胜。小冬燕的天真烂漫，为这对老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廖慰训深知他们喜爱孩子，便毅然决然让孩子留在了他们身边，这让身处逆境中的张闻天和刘英倍感欣慰。

1975年五月，鉴于广东地区潮湿的气候，张闻天夫妇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经中央批准，他们决定搬迁至无锡居住。张虹生携同六岁的小女儿东君，从广东肇庆出发，特地前往肇庆陪伴两位老人前往无锡。自与专案组发生冲突以来，张虹生已有整整七年未能与父母共度团圆时光。

他不禁惊讶地发现，尽管视力仅有0.2，父亲却依然每日坚持阅读，笔耕不辍。在没有卡片的情况下，他选择在旧台历的背面以及裁剪成小尺寸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书写。而那些在“流放”期间所写的厚厚纸张，他则细心地分装进塑料袋中，妥善地收藏起来。

张闻天，其骨子里的傲气，对张虹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假期终究有限，无奈之下，他只得与这位长者依依惜别。未曾料想，这竟成了他与父亲最后一次的相见。

张闻天生平最后照摄于无锡梅园。

1976年7月1日，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从新疆传至无锡，张闻天同志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张虹生匆匆赶到，怀抱父亲骨灰盒，泪水涟涟。那帮“四人帮”丧尽天良，竟禁止举办追悼会，刘英献上的花圈上仅能书以“献给老张同志”的字样，而骨灰盒上则未刻张闻天之名，依旧沿用“张普”之字。

1976年十月，那场针对“四人帮”的斗争终于落下帷幕。踏入十一月，依照相关政策安排，张虹生夫妇被调任至南京晓庄林场工作，廖慰训担任会计一职，而张虹生则继续投身于农业生产。

1979年8月，张虹生陪伴母亲刘英一同抵达北京，出席了党中央为纪念张闻天而举办的追悼大会。在此场合，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地位得到了客观公正的重新确认。

历经冤屈的张闻天，在宽敞的遗像中安详地微笑，他的神态如同生前一般平和与静谧。张虹生，其容貌酷似父亲，突然感悟到，自己的血脉中流淌着父亲的基因，是父亲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不屈，在默默无闻中给予他的影响……

同年度，张虹生亦迎来了政策落实的彻底兑现，漫长的农耕生涯终于落下帷幕。他被调至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而廖慰训则紧接着被安排至大学从事行政事务。自此，他们着手搜集张闻天革命历程的相关资料，逐渐深入探寻父亲的精神世界。

《张闻天传》编写团队曾有意邀请张虹生加入编写工作，然刘英坚决反对，她认为父亲的历史不应由子女执笔。鉴于刘英的坚持，组织部门考量后，计划将张虹生夫妇调至北京。然而，刘英却毅然退回了调动通知。她素来秉持严于律己的原则，期望儿子不谋求特殊待遇，而应坚守现有岗位，勤奋工作。

张虹生出席张闻天铜像揭幕仪式。

张虹生夫妇深谙老人的情感，如今他们安居于南京一栋寻常的公寓楼中，与其他人无异，过着宁静的生活，共度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