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里，浓可是说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伯父大人则指的是周恩来，而老头子则代表张学良。

第二封信里提到的“她”就是张学良。这会儿，张学良和中共的合作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成效，可要他真心和蒋介石彻底断裂，心里还是有点踌躇。不过，刘鼎确信，张学良对共同举起抗日救国旗帜的决心是坚决的。

刘鼎以前在中央特科偷偷干过活儿，也经历过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斗争。此刻，他隐藏在张学良身边，是张学良的贵宾，同时也是他和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络人。

刘鼎和张学良初次见面，感觉并不算顺利。

到1935年底，张学良偷偷在上海会见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李杜，让他帮忙打听中共的关系，还聊到怎么在西北联手抗敌的事。

宋庆龄知道这事后，心里挺高兴的。当时，化名“周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阚尊民曾在宋庆龄家里躲了几天，宋庆龄很看重他的聪明才智和胆识，觉得他挺合适做这事，就把这事告诉了他。阚尊民也乐意答应。

阚尊民用的化名是“刘鼎”，在1936年3月20日这天，来到西安的张公馆，见到了张学良。

张学良一瞧到他，立马就火冒三丈，抛出三个问题：到底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敌卖国不抵抗？又为什么苏联批评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还能不能搞懂，红军怎么会对东北军那么厉害？

刘鼎能感觉出张学良明显不满和怒火冲天，没有马上给他答复，只说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

刘鼎把他经过认真考虑后整理的答案一条一条地告诉了张学良，还特别指出，这些表面上的问题，背后隐藏的根源，是蒋介石打算除掉异见分子的阴谋。

这个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在骂张学良不抵抗，大家支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群众的心声就是共产党的态度。眼下摆在他面前的最好选择就是联合红军一起抗日，这样才能洗清过去“不抵抗”“投敌卖国”的污名。

刘鼎的一番话让张学良心里服得溜溜的，他直呼刘鼎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共产党朋友。

当天，刘鼎就跟着张学良一起坐飞机飞到了洛川，连忙也没来得及和还在西京招待所等消息的斯诺打个招呼。

现在西安居住着不少蒋介石的特务和耳目，这次张学良到洛川，身边只带了几位自己信得过的随从。外头说是去“督师剿共”，实际上是为了之后和周恩来会晤打好提前准备。

刘鼎和张学良聊了十几天，两人关系很亲密，张学良把他当作贵宾，一天三顿都一起用饭，边吃边聊。

刘鼎曾在德国和苏联留过学，学识丰富，又做过多年的革命工作，和张学良聊得特别投机，从国外的历史话题扯到国内的形势，甚至还谈起了恋爱和婚姻的事。

刘鼎能感觉到张学良对联共抗日的关心，也明白东北军里头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他就抓住时机，谈起“红军靠弱胜强，能打赢但永远不散”的道理。

这支队伍是从贫穷的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拥有更深厚的阶级意识，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奋战，为了守护土地和家人，心甘情愿忍受艰难，遵守纪律。在红军里，官兵平等，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是民主的，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全体，到了哪里都能得到老乡们的支持。

刘鼎和张学良对共产党以及红军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让他们更加坚信要和共产党并肩抗击日本侵略。有一次，他对手下说：“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啥问题可以去问他。”还曾经猜测过刘鼎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王稼祥。

那天，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刘鼎的陪同下，搭飞机飞去了肤施（以前的县名，现在的延安市主城区所在）。这次出行可是秘密行动，除了王以哲将军和卫队长王铭久，没有其他人知道他要去见周恩来。

在当地的天主教堂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一见面，张学良便调侃着说：“我这儿还带了一位共产党代表，刘先生。”

周恩来不知道阚尊民已经改名叫刘鼎，一见面，他特别高兴地说：“原来是你啊！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刘鼎是在六年前从苏联留学回来之后，专门到周恩来这儿报到的嘿，也是跟着周恩来直接一起去上海潜伏、搞事啦。到1931年，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了，刘鼎已经整整四年没见过那位老领导了。

这次情况不太一样，刘鼎忍住了自己那激动的心情，简简单单地对周恩来说：“首长好。”

这次会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多个议题坦诚相见，深入交换了看法，最终达成了共识。周恩来能感受到张学良积极抗日的决心和浓厚的爱国心。

吃完早餐后，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的60周年纪念版和一本特别精美的彩色地图册，给周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受到“大家一块儿保护咱们中国的心意！”

刘鼎和张学良和大家道别后，就跟着周恩来一块儿前往陕北苏区去了。

这一路走下来，周恩来特别高兴，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大方、主动，真是个开朗又有决心的人。在会谈之前，周恩来想过各种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估摸着双方可能会有分歧，还准备了几套方案，没想到张学良一听到最初的那些方案，就全部点头同意了。

张学良能够和周恩来聊得这么投机，主要还是因为刘鼎在这半个月里和张学良打交道，已经打消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

刘鼎跟着周恩来到瓦窑堡后，把从张学良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向中央汇报了。当他看到刚刚完成长征的老战友，心里特别高兴，就像是多少年没见的孩子见到妈妈和兄弟姐妹那般开心。

中央经过商议后，决定让刘鼎继续留在东北军，继续帮着张学良操办事。

周恩来叮嘱他一定要帮张学良培养抗日干部，还得多和中央保持联系，得搞好密码的约定。刘鼎和李克农商量好两套电报密码，确认无误后，就在一位秘密交通员王立人陪同下，牵着一只毛驴，去完成这项关系到抗战的大事。

张学良再次遇到刘鼎时，就像是多年老友重逢似的。

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刘鼎一块飞往西安，刘鼎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两人在黄河上空转了一圈，心情挺高涨的。快要降落到西安时，张学良才把飞机交给了驾驶员。

此后，刘鼎一直住在张学良的府邸里，向外界说自己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用来掩盖真实身份。

在张学良的庇护下，刘鼎着手在东北军内部筹办军官训练团，还建立起了抗日同志会。

由于蒋介石长期的阻挠，张学良对于群众抗日行动保持观望态度，既不主动支持，也没有下令镇压。刘鼎劝他要敢于支持群众，很快，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就迅速壮大起来。

7月头，张学良打算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可临出发前，他心里乱糟糟的，把刘鼎给叫过来了。

刘鼎能理解张学良此刻的心情，前面有日本人不断逼近，身后又有蒋介石施压，左右为难。而东北军内部也矛盾不少，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搞定联共抗日的事。

张学良一听急了，赶紧派飞机马上把刘鼎送到肤施，让他和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商量好后，立刻再追上去，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他。

第二天一大早，刘鼎就搭飞机赶到肤施，又匆匆步行去了安塞。路上碰上一场大冰雹，刘鼎着急赶路，结果头上被打出几个大包。

刘鼎在破旧的安塞见到了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张闻天、李克农几位领导都在场。原来，中央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知道他有紧急事情，几位领导就都赶来了。

毛泽东听完刘鼎的汇报后，静静地陷入了沉思，他语气深长地对刘鼎说：中共对东北军的态度，一直不是想着把他们变成红军，也不是想搞垮他们或弄得四分五裂。而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变成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以依赖的伙伴。

现在，面对这些困难，几位领导人都已经心里有数了。张学良得静下心来，好好宣传，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至于蒋介石嘛，虽然他目前还在处理两广的事，但对东北军的一举一动还是非常关注着。要是张学良敢举起抗日的旗帜，蒋介石可不可能会袖手旁观。

毛泽东让刘鼎转述给张学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激怒蒋介石，得讲点策略，对蒋要多点耐心，劝他继续抗日。

那天晚上，刘鼎睡熟了，结果被周恩来叫醒，毛泽东想再找他聊聊。他再次强调了中共对东北军的立场，以及大家共同抗日的坚决意愿，最后还鼓励他说：“别怕年轻，也别怕没经验。中央撑你，刘鼎，你这个代表得干得漂亮啊！”

刘鼎真切体会到党对自己的厚望，第二天毫不犹豫地动身去西安找张学良。得知张学良去了南京，他又立刻赶到南京，后来打听到张学良又去了上海。没想到，张学良已经回来了，刘鼎也没有耽误时间，马上折返回到西安。

两人见面以后，刘鼎把毛泽东的话一五一十讲给张学良听。张学良听后感到很震惊，思索了许久才开口：“东北军里不少人觉得共产党提联合是想吃掉我们，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里互相拆台、吞并的事还少见吗？其实，你们共产党才是真在帮咱们！”

张学良让刘鼎放开手，在东北军里干事，刘鼎一边协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一边还得筹建党的秘密交通站。

那座交通站其实名义上是张学良开的牙科诊所。为了这个事，刘鼎还找了史沫特莱，从上海把一位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请过来。这位牙医是犹太人，为了反抗法西斯的迫害，跑到中国来的。诊所里的护士是邓中夏烈士的遗孀，夏明同志。

得靠这家牙科医院作为掩护，刘鼎才能大量购进药品和医疗器械，然后偷偷带到苏区。诊所地下还装了一台高功率的电台，由曾经在中央特科做过电台工作的涂作潮同志负责。这台电台可以把中共中央的广播信号传出去，让全国许多地方，包括苏联和日本，都能听到。

国民党西北总部的交通处长琢磨了一番，觉得挺奇怪，还跟张学良打趣说：“陕北那边的电台挺厉害的，听起来就像在西安一样清楚。”

谁又能想到，这个电台真的设在西安，还在张学良的保护伞下呢！

斯诺在陕北采访完毕之后，曾跑到西安去见刘鼎，刘鼎还劝他说，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写出来，让全世界都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不过，他特别嘱咐斯诺千万别写他本人。

刘鼎经常出入的事情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张学良担心他的安危，打算派人保护他。刘鼎觉得有人盯着反而增加了暴露的风险，于是婉拒了张学良的好意。张学良又让他随身带把手枪，告诉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马上开火，只要不被那些特务抓住，张学良就能帮他保住性命。

到了12月，张学良终于和杨虎城将军达成了共识。他之前多次尝试说服蒋介石都碰了壁，也只好用武力逼迫他抗日，这才有了震动全国、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1日半夜，张学良召集了一场紧急会议，安排完所有军事动员后，天已经亮了。

他请来了刘鼎，把第二天的安排详细告诉了他，还让刘鼎马上代表自己起草电报，发给中共中央。

刘鼎在西安事变之前就有一些感觉，但对这次军事行动完全不了解，也不可能在事发前把消息告诉中共中央。尽管事后有人猜测、非议，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确实没有参与此次事变的策划。

两个小时后后，报务员接通了保安党中央的电台，发去了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封电报：

整个西北地区的武装起义，都在想方设法抓住卖国贼（就是蒋介石），举起抗日的旗帜！

张学良很快找到了蒋介石，还让刘鼎给党中央打了个电报，把蒋介石被扣押的事说了，还宣布了八大主张，邀请中共中央一块商量大事。

张学良迫不及待地想搞清楚中共的态度，盼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会儿，周恩来已经赶到，赶得匆匆忙忙，途中过风雪，还被当地的民团拦住了路。张学良把他的专机交给刘鼎叮嘱，无论如何都得把周恩来平安送到西安。

经过一番挫折，刘鼎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人，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西安后，先在牙科诊所稍作休息。在这里，他把从长征开始就留着的大胡子剃掉了，精神抖擞地坐车前往张公馆。

这会儿西安到处都弥漫着紧张又危险的氛围，不过，见面的大家都显得挺高兴。简单打个招呼后，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终于能坐到一块，正式商量着怎么应对这场事变。

西安事变以后，城里头不断传出各种消息，有个叫“雷电社”的组织，用无线电对外说：现在西安城里到处都是红旗飘扬，群众运动也挺热烈的。

本来就身处风头浪尖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现在被外面的人指责成“赤化”，说他们被共产党全盘利用了。党中央马上联系刘鼎，要求他彻底查清这事，不能让谣言把事实搞得歪歪扭扭。

刘鼎询问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确认他们都没有对外说过这样的话。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刘鼎跑遍各大报社、广播电台，还特地去看看史沫特莱的新闻稿，但结果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有一天，刘鼎碰到几位学兵队员，看到他们神色慌张。刘鼎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却说有急事，匆忙赶忙走了。

刘鼎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就跟着他们，一直跟到东城门楼上。

这些学员里边，有人在写稿子，有人在发电报，刘鼎追问起来，他们才承认自己原来就是“雷电社”。原来，这几位学兵加上一些本地的学生，搞到了一部国民党特务的电台，对自由发表了激烈的广播。他们讨厌蒋介石，觉得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一定完蛋，到那时，西安城里就会到处掛满红旗了。

刘鼎正色说道：“你们的想法和行动太幼稚，很容易被敌人利用。眼下最重要的是国内的和平局势，要团结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大局的做法，都对革命没有好处。”

这些年青人听了刘鼎的话后，顿时明白了过来，从此“雷电社”也就悄然消失了。

一些琐事一件接着一件，刘鼎一边忙着处理这些事情，还得担着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问题，同时还得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真是忙不过来。

张学良的电报让刘鼎操心着手起草，中共代表团给党中央的重要汇报也得他把关发出……刘鼎几乎没怎么合眼，一夜没睡，整晚都在辛苦地工作着。

没料到，西安和平谈妥之后，蒋介石反悔不讲信用，把张学良关押了整整半个世纪。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担任抗大总校的政治主任教员。

1940年，朱德特意找到刘鼎，希望他能去军工部担任军工生产的负责人。

这位出色的地下情报员凭借着丰富的军事技术素养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在新的领域里依然游刃有余。

他刚出任军工部部长，就一口气跑了三百里，专程去各个军工厂了解详细情况。

在他心里，这些军工厂就像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他感受到山区的群众和战士们那股力量与决心，也看到了挡在军工生产面前的那些难题。

为了这个目标，刘鼎制定了个改革方案，面对不少反对声音，他还是坚持把那种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改成了工业化的批量大生产。

到了1940年7月底，刘鼎把咱们设计制造的第一支新步枪交到了总司令部，彭德怀、朱德、徐向前那会儿都在场。

徐向前赶紧把枪背在背上，感慨地说：“那会儿红军的时候，要是每个人都能配上这样的枪该多好。我当兵就是为了背这把枪，即使不吃饭也心满意足。”

碰巧遇上“八一”这个日子，所以这款武器就正式被叫做“八一式马步枪”。

刘鼎是统战方面的功臣，也是军工界的巨擘。抗战结束后，他去了东北，筹建新的军事工业基地。1947年，晋察冀军事工业局进行了改组，姚依林担任局长，刘鼎被任命为副局长。

刘鼎从缴获的美式火炮中，成功开发出了新规格的炮弹，很快实现了批量制造。他还亲手设计并试制了大口径投弹器，在解放石家庄、太原的时候，这些威力强大的炮弹让敌人都吓破了胆。

解放以后，刘鼎用心组建了工厂设计所、火药研究所、技术资料翻译所等一批新中国最早创建的技术研究单位。

1957年，刘鼎再次担任二机部副部长，负责指导生产那些国家最缺、最紧要的民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