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牺牲，母亲入狱，家里的遭遇真是翻天覆地。吴健成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段细节：“母亲出了狱后，总有人悄悄送来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才知道是陈伯伯安排的。我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着‘陈明德’，这个名字让我在台湾得以存活，也给了我在美国重新起步的机会。”

吴石的女儿吴学成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那段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在帮忙，但每个月的生活费和突然出现的援助，让我们坚信父亲的牺牲没有被忘记。”

吴学成没有意识到的“好人”，在吴健成的回忆里提到的“陈伯伯”，其实就是当年的台湾第二把手——陈诚。“陈明德”也不是别的名字，而是陈诚的化名。

吴石案爆发的时候，正是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和两蒋父子统治下最黑暗的时代。在这个“台湾扫除红色的年代”，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残暴和屠杀，阴谋和算计。国民党阵营里几乎没有什么好人，每一起事件、每个场景，都展现出人性败落和血腥的悲剧。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陈诚展现出他人性中的温暖一面，倒也令人感慨良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会去谈论、重新演绎吴石案里的陈诚。其实，历史有时就像一片湖，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平静无波的表面，却无法窥见水底下复杂的人性。在老黑看来，有些历史的演绎，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无法见到的真实人心，藏在湖面之下的那些东西。

在说到吴石案里的陈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被演绎的，还得先搞清楚他们之间的交情是怎么的——

陈诚和吴石的老交情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片篇章，他们不仅曾是同窗好友，还曾一起共同面对生死考验，到了后面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走上了分岔路，可那份人性里的光辉还一直存在着。

他们的关系，起源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会儿。

吴石，第三期炮兵科的优秀毕业生，被大家都称作“学霸”，毕业成绩一直都是挺靠前的，日本教官还把他的战术方案拿出来作为范例印发。陈诚则是在第五届考试进入第八期炮科，虽然没直接跟吴石学习，但吴石作为军校里的传奇人物，他的治学精神在陈诚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陈诚的副官回忆，陈诚私下里还曾夸过吴石是“学精”，还说自己在战术推演方面，就是比不上学长三分。这种学术上的相互欣赏，为两人日后合作埋下了伏笔。

1926年的南昌战役，成了他们关系的转折点。

陈诚那会儿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第三十四团的团长，在攻打牛行车站时突然染上疟疾，高烧得迷迷糊糊。吴石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亲自带领警卫连冲进战区，把陈诚背出三里地外的破庙，躲避炮火。为了给陈诚取暖，吴石还拆下自己身上的棉衣，裹在他身上，自己只穿着单衣，在那寒冷的夜里守着。这段事迹被陈诚视为“再造之恩”，他的副官周宏涛说：“总长（陈诚）老年时常轻轻摩挲一枚北伐纪念章，说这是吴学长拼命换来的。”

之后呢，虽然因为岗位调动都暂时分开了，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通信。陈诚在1928年的家书里说：“石兄的才干，应该统领十万大军，可惜只做了参谋，实在是党国的一大遗憾。”这话里，显露出陈诚对吴石军事才能的高度赞赏，也体现出两人在事业路径上的不同，但彼此间又都懂得彼此的价值。

全面抗战开始后，两人在军政体系里逐渐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

吴石曾担任大本营第二组副组长、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他撰写的《日本作战纲要》准确预测了日军入侵中国的路线，因此被蒋介石列为“最高机密”。陈诚则历任军政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等要职，是国民党军事核心人物。在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重要战役里，两人配合得挺默契，吴石的情报给了陈诚不少支援，帮他制定军事策略。

不过，抗战逐渐拉锯到僵持阶段时，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开始有点偏差。吴石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还和挚友何遂一起见过中共华东局的书记，对国民党的贪腐和专制越来越不满，私底下还多次感叹：“国民党不亡就是没道理。”陈诚则坚持站在蒋介石那边，抓紧推行“反共限共”政策。这一系列矛盾在1940年爆发到高潮——吴石因为帮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遮掩，被特务举报。虽然陈诚没有直接参与调查，但他也算是默认了对吴石的“冷处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彻底跌入谷底。

吴石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偷偷潜伏在台湾，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些机密情报传给中共，而陈诚则升到了“行政院长”，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副手。

由于这段深厚的渊源和旧日的关系，关于吴石案里的陈诚，老黑也就看到不少非常精彩的解读和演绎——

有人说，吴石牺牲那天晚上，陈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默默低声吟着那首绝笔诗《五十七年一梦中》，泪水浸湿了衣襟。

有人讲，吴石牺牲那晚，陈诚对着北伐的勋章，轻声念着“愧对故人”这四个字。

有人说，陈诚晚年写回忆录时，虽然没直接提起吴石，但在脚注里含蓄写道：“一些痛苦不能让别人知道，只能让它在心里慢慢愈合，最终变成身体里最坚硬的一块骨头。”他留存的北伐纪念章和没有拆封的信件，似乎暗示他们在地下再次相遇，这笔账还没有算清，那封“未封口的信”，也把陈诚对吴石去世的愧疚感表现得深沉又伤感……

老黑查阅了不少权威资料，关于吴石案中陈诚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现有的说法也就这些，有出处的仅此而已——

陈诚的副官周宏涛提到：“总长那会儿经常说‘有些痛不能示人’，后来才明白，那是指吴石案。”

《陈诚与近代中国》里，陈诚的副官周宏涛提到：“总长私下里说过‘吴石之死，我负有责任’。”

在他的回忆录中，吴健成提到：“陈伯伯后来跟我们说过，他在父亲遇难之后，对副官说过‘我对不起吴次长’。”

在1950年3月2日的陈诚日记中写道：“晨接毛局长（毛人凤）电，吴石事已证实，不胜骇异。”（卷12，页376）

1950年6月11日的陈诚日记中提到：“闻吴石等昨日伏法，念及旧谊，不禁欷歔。”在写这事的时候，陈诚还提到吴石的死亡是“自我灭亡”造成的，并强调“政府执法如山，不容宽贷。”（卷13，页12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红民在《陈诚日记中的国共内战》里提到：“陈诚对吴石案的态度，展现出国民党高层那种‘理性反共’和‘个人情感’之间的矛盾。他的日记里既没有表现出道德上的忏悔，也没有超出意识形态的限制。”

在老黑看来，虽然陈诚和吴石关系挺不错，但他知道一旦触碰“通共”这条红线，后果可就严重了。蒋介石对吴石案的态度是，“吴石不死，台湾军心就难以稳定”，他那用词相当决绝，直接说“死要见尸”。当由二级上将蒋鼎文担任审判长、韩德勤和刘咏尧担任审判官，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试图以“情节严重但未造成即时危害”这理由，改判吴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蒋介石当场在呈文上狠狠地批示：“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还为罪犯说情，实在是极其不法，应该立即革除他们的职务。”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要是陈诚公开替吴石说话，那等于是在挑衅蒋介石的权威，搞不好还会让自己“忠心耿耿”的形象大打折扣。这个时候，他最安心的做法，反而是保持沉默，对吴石的案子不发表任何表态，另一方面暗中用点办法，找个合理的理由，有限度地帮助一下吴石的家人。

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因为接触过朱枫，了解到一些关于吴石案的内情，导致吴石露出破绽。谷正文在与她斗智斗勇时，为了找到突破点，先把王碧奎抓了起来。结果，吴石被判死刑，最后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而王碧奎起初被判九年监禁。

陈诚在查阅案卷时，出于“体恤将门遗孀、没有确凿罪证”的考虑，连着三次亲笔决定减轻刑罚。第一次写着“暂缓办”，让判决暂时搁置；接着又以“妇人无知，怕牵连”为理由，把刑期缩短到三年；最后通过军法处施加压力，把刑期固定在七个月。

1950年9月，王碧奎刚出狱后，陈诚通过副官安排他住到台北郊外的一处安静的民居，还以“补偿旧部遗属”这名义，帮他留下一点吴石生前的存款和书籍。为了少惹麻烦，陈诚还协调保密局，减少对王碧奎的监视，让他能在纺织厂找到份工作，好过日子。

吴石牺牲的当天，16岁的女儿吴学成和7岁的儿子吴健成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陈诚用了个化名“陈明德”帮吴健成办了入学手续，让他能进入台北市立建国中学读书；至于吴学成，则被安排到教会学校，学费和校服都由陈诚夫人谭祥亲自关心打理。

后来，陈诚让副官每个月给吴家转200元新台币（差不多是当时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而且每当吴学成发烧时，谭祥还亲自熬雪梨汤送到家里。

吴健成靠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陈诚还借着关系为他争取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1977年，吴健成用“陈明德”这个名字拿到波士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美国深造，最后还成了教授。吴学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好辍学打工，但陈诚暗中帮他安排到纺织厂工作，还确保他没有被列入特务监控名单。

老黑查阅了一些资料，确认这些说法确实是真的。

台湾“国防部”解密的档案显示，从1950到1955年这段时间，陈诚多次用“特别补助”这个名头，从自己办公经费里拨款，目的写得挺明白，就是“遗属安抚”。特别是1952年的一笔拨款，还特别提到“吴石家属”，而且上面还有陈诚的亲笔签名。另外，吴健成的台大入学资料和美国签证申请表上，监护人那一栏都写着“陈明德”，这跟陈诚早期用的那个化名一点都不差。

讲到这个，陈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让副官和老部下帮忙搞定，自己从没在公众面前出现过。一直到1965年去世，他都没有跟家人或是伙伴提过这回事，关于他救助的细节，直到2000年以后档案解密，才慢慢被揭露出来。

关于吴石案里的陈诚，老黑觉得有那么一段带点夸张演绎味道的点评特别精彩，就放在这儿，算是文章的结尾吧——

陈诚对吴石家属的援助，在国民党高层中算得上罕见的人道主义行动，尤其是在那种高压政治氛围下。他既不能摆脱“反共”意识形态的束缚，又不愿完全背叛与吴石同舟共济的情谊，这种矛盾一直缠绕着他，直到临终前达到顶点。当蒋经国问他是否后悔没有出手救吴石，陈诚沉思许久后答道：“那个年代，活着的人没有资格去原谅死者，只能把他们的事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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