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十三年落难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了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阴谋集团”问题，四人均被免职并接受审查，这一事件被统称为“彭罗陆杨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彭真遭受了林彪、江青等人残酷的迫害，直至1979年“文革”结束后方才得到平反昭雪，他在这段磨难中经历了长达13年的漫长岁月。

软禁家中

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圆满落幕。当天傍晚6时过后，周恩来、李富春、谢富治抵达彭真寓所，受中央委托，正式对外发布了会议的三项关键决议：首先，作出决定，暂停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提交中央全会审议，以获得追认和最终确认；其次，宣布免去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的职务；最后，中央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反党行为及其异常联系进行彻底审查。事实上，自5月22日起，彭真便已被软禁于家中，其人身自由遭受了限制。

所谓“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实则是指彭真。面对这样的指责，彭真在仔细研读“五一六”通知后，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我并非‘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自认为尚未达到那样的标准。”

先设定结论，然后寻找所谓的“证据”。

专案小组严格执行康生的指示，自彭真专案审查启动伊始，便将核心注意力聚焦于彭真的“地下活动”以及他涉嫌“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的指控。遗憾的是，这两项指控均未能找到确凿的实证。随后，审查的重点转移到了彭真过往的被捕历史。到了九月，康生将两份举报材料转交给了专案小组，其中指控彭真系“叛徒”，且在狱中“自首”，并责令专案小组就此所谓“叛徒”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9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专案小组代表，与彭真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对话。在交流过程中，他们恳请彭真详述其家庭背景、三次被捕的经历，以及他在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推广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详细情况。彭真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专案小组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详尽的回应，有效地消除了他们的疑虑。进入10月初，办案人员进一步要求彭真撰写一份全面的自传。在此期间，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持续煽动，造反派纷纷涌入彭真家中，对他进行围攻和批判，并在门口贴上大字报、高呼口号。他们甚至利用高音喇叭在院内持续大声呼喊，企图通过所谓的“群众压力”迫使彭真屈服。

彭真耗时半月，潜心著述了一部内容详实的《我的自传》。在这部著作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负责地记录了个人从家庭背景到投身革命事业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对自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的经历，以及被捕后的坚韧斗争，他作了详尽的描述。对于自认的错误，他坦诚剖析，勇于承担责任。此后，他连续数日，对三次被捕的始末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据此撰写了《关于“我的自传”的补充》一文。

经过对相关资料的深入研究，康生迅速发布指令，要求专案组即刻启动调查，追踪那些与彭真同期被捕、身陷囹圄的人员。他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编造谎言，伪造证据，试图将彭真诬陷为“叛徒”和“历史反革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如疾风骤雨般横扫中华大地，无数领导干部和学者一旦落入造反派的掌控，其生命安全即刻变得岌岌可危，更有甚者，不幸遭遇了不明不白的横祸。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主题演讲。她高声疾呼：“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这三者相互勾结，犯下了对党和人民不可宽恕的弥天大罪，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清算。”此次大会竭力煽动造反派将攻击的矛头直指“三旧”，鼓动他们去揪出彭真等人。

12月4日深夜，一群激进的分子突然闯入彭真先生的住所，径直步入他的卧室，将他强行劫持。在此过程中，彭先生的妻子张洁清女士焦急万分，愤怒不已，她立刻拨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红机电话，紧急通报了“彭真被非法拘捕”的消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迅速介入此事，通过交涉，造反派最终同意将彭真安置于北京卫戍区进行监护。然而，附加条件是每当造反派要求对彭真进行批斗时，卫戍区必须无条件地将他送去。

卫戍“监护”

自1966年12月起，彭真在“监护”的名义下，被囚禁于北京卫戍区的营房之内。所谓的“监护”，实则与监禁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造反派何时发起批斗，卫戍区便适时将他押送至批斗现场。红卫兵几乎每日出入其室，对他进行“训话”，逼迫他招供所谓的“罪行”，并施压他检举他人。

首先，我对人民群众怀揣着深深的敬意；其次，我始终恪守党的纪律。我的任何言论一旦外传，不仅可能沦为未经证实的传闻，更可能演变成广泛流传的谣言。我已经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并将过往的事务以及他人的情况一一向中央汇报。对于不宜随意传播的信息，我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说明；而对于不宜对外公开的内容，我则坚定地保持沉默。面对那些不应向公众透露的信息，我将继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一、本议题关乎“彭、罗、陆、杨”事件的种种争议；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筹备中的委员会涉嫌图谋颠覆国家政权；三、对“畅观楼”事件背后的策划细节进行深入探讨；四、对其是否曾对多位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产生背叛行为的疑虑。

“大会之上，他们把我按倒在地，扭得我无法起身，直至匍匐于地。这难道是文明的辩论？”面对红卫兵的指责，他坚定地反驳：“我实属老实。你们动手打我，用皮带鞭打，扯我的头发，拧我的臂膀，辱骂我，甚至罚我跪地，我已经无言以对，只待接受最终的裁决。”

1967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迅猛展开。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揭露和抨击所谓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指使下，对彭真的批判与斗争日趋激烈。短短半年间，在谢富治的批准下，针对彭真的批斗大会便累计达53场。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批判的次数竟高达两次，乃至三次。批判的手段更是日益粗鲁，拳打脚踢、拉扯头发、“喷气式”、罚跪等恶劣行径频现。彭真身心承受了巨大的摧残。然而，面对这残酷的折磨，彭真始终未曾低头，他凭借那坚如磐石的意志，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屈从于邪恶的力量。

在卫戍区的监禁岁月里，彭真于批斗与审讯的间隙，对家人的思念愈发深重。起初，他尚能定期提出请求，以允许家人为他送来衣物、日常用品及书籍，这是他与家人维持联系的唯一途径。然而，不久之后，家人便无法再为他提供任何物品。那时，连坐之风盛行，彭真的家人和亲属都深受牵连与迫害。1967年7月21日，张洁清被正式逮捕。彭真的母亲魏桂枝，以及弟弟、妹妹、侄儿在山西的家乡屡遭批斗。1967年7月10日，年迈的母亲因遭受折磨而离世，弟弟傅茂信和侄儿傅汝正亦因迫害而丧生。家庭成分也从土改时的中农身份，被定性为地主。

自1966年12月起，彭真在首都的一处隐秘之所，经历了长达十九个月的拘禁生涯。然而，他的处境愈发恶劣，原本的“监护”状态演变为“正式逮捕”，专政的力量由此急剧加强。

秦城监狱

1968年7月15日的拂晓时分，彭真同志不幸遭遇了拘捕的正式程序，随后他被押送至位于燕山之下的秦城监狱。

彭真对这座监狱并无生疏之感。该狱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正值彭真掌管政法事务之时。然而，他未曾料想，自己亲手建立的监狱，竟最终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场所，这不禁令他心中泛起层层波澜。

彭真被拘禁于秦城监狱，其居所的编号为68171。该监狱特别为高级囚犯设置了独立的牢房，其面积约为十几平方米。牢房内仅有一张狭小的木床，囚犯仅能在此坐卧。牢房入口设有独立的卫生间，同时牢门与卫生间均配备了小孔，以便看守人员进行监视。囚室外侧，设有约十几平方米的方形区域，作为放风场所，四周被高墙严密围护，囚犯无法窥见外界的一丝风景。每日，囚犯仅有一次放风的机会，每次持续时间大约为半小时。

自彭真不幸入狱以来，专案组便将探查的目光聚焦于他新中国成立后所遭遇的所谓“特务”疑云，尤其是对北京市公安局内所谓的“特务”问题展开了细致的审问。彭真敏锐地洞察到，对方意图将中央领导已批准的逆向利用特情的行为，作为其与敌人勾结、资助敌人的“罪证”。他向专案人员明确指出，这纯属基于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绝非与敌人勾结、资助敌人的行为。

在审查和逆向运用特情档案的过程中，康生、谢富治及其专案组成员不仅发现了彭真、刘仁签署的关键批示，还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其他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具体内容。在康生和谢富治的暗示下，专案组未经授权擅自篡改档案资料，以“损害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声誉”为由，非法从档案中剔除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批示与签名。接着，他们通过剪辑和摄影手段伪造证据，恶意编造了彭真、刘仁“通敌叛国”、“泄露机密”、“大肆从事特务活动”等莫须有的“罪行”。

自彭真身陷秦城监狱，彭真、刘仁专案组便对彭真所指控的“三特”——日特、美特、蒋特——穷追不舍，意图从彭真口中掏出所谓诬陷刘少奇、罗瑞卿、刘仁等人“投敌叛国”的罪证。尽管他们屡次审问，却始终未能从彭真那里获取他们所渴望的“证据”。相反，彭真凭借铁一般的事实逐一予以驳斥，使得对方无言以对，不得不借助夸大其词和一顶顶“帽子”来对彭真施加压力。

“究竟是谁下令对我使用手铐的？是毛泽东主席还是周恩来总理？”彭真质问之际，看管人员无言以对，只能尴尬地反问：“你为何如此激愤？”随后，他们悄然离开，此事之后便再无人提及。这无疑是对彭真的一种特别“关照”。

身处囹圄，彭真不仅精心应对专案人员的审讯，更以严谨细致的态度研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及众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鉴于狱中书写工具的匮乏，他巧妙地利用牙粉袋与画报等物品，将其撕成细条，并将米饭或馒头嚼成糊状，以此在书页上标注重点。他所阅读并通过此法标记的书籍，累计达34部。在阅读过程中，他不断深入思考，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亦达到了新的高度。彭真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充满混乱、动荡与灾难的岁月，在狱中，他深思熟虑的正是如何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这也正是他复出后全力以赴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竭动力。

长子傅平，自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至齐齐哈尔糖厂担任锅炉工；次子傅锐，从服役部队调至天津部队农场劳动；三子傅洋，被送往黑龙江莫力达斡尔旗农村进行插队；幼子傅亮，被诬陷关押长达四年，期间曾遭受严酷的逼供之苦；女儿傅彦，则被派往河南商丘部队农场劳动。然而，身处囹圄的彭真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即便被囚禁于牢笼之中，彭真依旧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微妙变迁保持着敏锐的洞察。自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落幕以来，他便通过广播、报纸等途径，察觉到一度显赫一时的陈伯达的名字已悄然消失。进入1971年10月，他在报纸上已找不到林彪的任何踪迹，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则是在子女探望时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毛泽东因林彪事件而重新考量在“文革”期间遭受不公的老干部们的待遇。1973年12月21日，在与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们会面时，他提到了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的争执，并向邓小平提问：“你当时参加了那次会议吗？”邓小平答道：“我没有，那次是彭真和康老出席的。”毛泽东进一步评价：“彭真在对抗苏联修正主义上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还关切地询问了彭真的近况，这显示出毛泽东可能已经在思考如何妥善处理彭真的问题。

商洛“流放”

在林彪集团涉案人员及极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大部分被监禁审查的个人均得到了释放。彭真同志及张洁清同志被安置于陕西省商洛地区的干部休养所，陕西省委与商洛地委共同承担了对他们的监管任务。5月19日，专案组向彭真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策：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经党中央的批准，决定对你实施释放，并将你安置至陕西商洛地区。

5月20日午后的时光，彭真在专案组工作人员的严密护送中，踏上了前往西北的“流放”之旅。

商洛，地处陕西省东南隅，毗邻秦岭山脉东段的南坡，这里不仅是陕西的贫困地区，更孕育着红色革命的历史厚重。依照地委的指导精神，干休所对东侧第一排的一栋平房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并安排供彭真同志入住。与此同时，邻近的一套明两暗三的公寓也已被腾空，为彭真同志的家人来访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5月21日的黄昏，余晖洒满大地，彭真在历经两天一夜的颠簸后，终于迈入了干休所的院门。翌日，张洁清也被接引至此。自九年前分别至今，他们在商洛共度了三年半的艰辛时光，重逢之际，彼此相互扶持。彭真和张洁清出狱后，子女们立刻得知了父母在商洛的安置。5月23日，女儿傅彦抵达商洛，与父母欢聚一堂。傅彦的归来，为两位老人带来了无尽的慰藉与喜悦。不久，其他四个儿子也陆续抵达商洛。家人的团聚，既喜又忧，感慨良多。傅彦随后被分配到商县生产资料公司担任统计员，傅洋则成为商县氮肥厂的一名工人。在这偏远的秦岭山区小县城，尽管彭真尚未完全恢复自由，但一家人至少在困顿中感受到了那份宝贵的家庭温暖。

这一结论由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发布，非中央政府或中央专案组所出具，本人未对其予以签署。张洁清在“结论”文件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本人无法予以认可，持有保留意见，并恳请对其进行重新审核。”

“务必向彭、张二同志明确指出，关于前往北京的相关事宜，已由中央统一部署。具体的通知时间和出发日期将另行通知，请大家务必等待正式通知，切勿擅自行动。鉴于彭同志的实际情况，此次行程可能无法成行。若对毛主席怀有敬意，那么更应重视自我思想的提升与改造。”

自彭真、张洁清夫妇迁入干休所，该所的退休干部及其家属以及工作人员便持续关注着这对自中央迁来的显赫人物。众人对于身处困境中的彭真夫妇怀揣敬意，并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在商洛，彭真结识了众多朋友，他们中包括为他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周边的农民、工人和干部等。在与这些普通人的交往中，彭真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中不乏他的挚友。晚年的彭真也多次表达了对再次探访商县的强烈渴望。

在商洛的时光里，彭真一家的生活颇为艰辛，冬季燃煤的费用让他们力不从心，日复一日，他们只能以窝头拌盐为食。在自家门前，他们辛勤开垦了一片面积约十平方米的菜园，根据季节变换，种植了小白菜、蒜苗、韭菜等应季蔬菜。厨房中的炉火并不炽热，彭真便亲自拆解、检修，确保炉火能够持续供暖。他的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清晨手持竹拐杖沿着田埂漫步，午间稍作休憩，傍晚则会在院子里散步超过一小时，之后便回到室内读书或挥毫泼墨。在商洛度过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一边坚持不懈地阅读、学习并记录心得，一边无微不至地照料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妻子张洁清，对她关怀备至。

沉冤平反

自“四人帮”势力被扫荡后，那些历经“文革”考验的老干部们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曙光，得以重返各自的工作岗位。1977年3月19日，彭真向华国锋主席以及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4万字的申诉书，但遗憾的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直至8月22日，彭真再次致信华国锋，同时向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副主席提出，专案小组对他的处理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并强调自己的问题“自始至终深受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诬陷的影响”。在申诉书的尾声，彭真流露出了急切的心情：“人生苦短，对我而言，剩余的生命已所剩无几！”“在此，我恳请主席和副主席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亲自关注并处理我的问题，我衷心期盼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洗清冤屈。”不久，张洁清在彭真之前获得了平反，并被任命为商洛地区副专员等职务。

1978年7月1日，彭真致信叶剑英，详尽描述自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起，林彪、江青对他所施行的诬陷与迫害。彭真特意委托傅彦将此信件转交至北京。至7月中旬，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其住所接待了傅锐与傅彦，他严肃倾听他们对彭真遭受不公的激烈控诉，并妥善接收了彭真写给叶剑英的信件。自此，彭真案件的审查工作便完全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处理。

1979年2月13日的午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与彭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严肃地向彭真传达，经过全面调查，彭真同志历史上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党中央即将启动平反程序，并已为他安排了新的职务。紧随其后的2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3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这一重大决策。自1966年起，彭真同志历经了长达13年的磨难与考验，终于迎来了沉冤昭雪的曙光。即便已年届77岁，彭真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依旧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续写着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