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

作者：王文正 口述丨沈国凡 采写

原题：《令人费解的“胡风分子”》

口述者简介：王文正，山东荣成人，1922年生。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1980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一）吕 荧

谈及这位被称为“胡风分子”的人物，实属必要，因其涉及的话题不容忽视。他并未名列我公安机关的拘捕名单，反倒是主动“现身”。

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举办了一场规模扩大的联席会议。与会人员总计超过七百位。

会议由郭沫若主持。

郭沫若于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了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演讲。

“……从1949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有许多坏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了人民的坚决镇压，有些坏分子表示愿意悔改，经过五年多的教育之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改造了过来。……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破坏，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应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任何公共职务，并依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

在胡风被捕将近二十日之际，作为我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此次大会上发表极具政治色彩的言论，且这些话语对全国人民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这显然超出了文联主席职责应有的表述范畴。

郭沫若的发言，无疑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意志的直接体现。

事实上，针对胡风集团成员的全国性大规模抓捕行动已然展开，众多成员已身陷囹圄。在这样的背景下，此番言论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而言，已然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

郭沫若讲话，吸引七百多人。（独无掌声）热烈的掌声。

会议举手表决，一致（仅一人未举手）通过决议：

绝不能容忍那些假扮为革命拥护者，实则暗中反对革命的隐蔽分子，继续在文艺队伍中鱼目混珠。为此一致决议：

一、依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款规定，胡风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同时，其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以及《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亦被予以撤销。

二、决定免去胡风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的职务。

三、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撤销胡风先生的全国人民代表资格。

四、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予以严肃查处。

五、本会郑重告诫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旗下各协会的胡风集团成员，务必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胡风的罪行，进行自我批判，以重塑自我。关于是否保留其会籍，我们将依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综合考量。

可以说，当时与会文艺界人士，除少数例外，大多对胡风及其集团成员此前已被公安机关秘密拘捕的事实并不知情。此一举措，实则对胡风及其集团“骨干”秘密拘捕的合法性进行了公开阐释。

此刻的胡风全然未察觉外界的风云变幻，更未曾料到自己已沦落到文艺圈内的众矢之的，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过街老鼠”。

众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深恐自身遭受波及，于是纷纷加入“打鼠”行列，借此展现自身的“立场”。这种普遍的忧惧心理，进而成为后续各次政治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

决议通过，大会发言始。

那些向来热衷于标新立异的文艺界人士，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才华”。在二十多名代表的发言中，反复出现的是“拥护”、“赞成”等一成不变的词汇。

令人意外的是，此刻。一名默默无闻者，既未鼓掌，亦未举手，竟突兀起身，步伐坚定地迈向发言台，置于郭沫若与周扬之间。

这位发言者，其突然现身让正在主持会议的郭沫若不禁感到意外。

他身材瘦小，长相平凡。

他扶话筒，大声道：“……在我看来，胡风事件并非纯粹的政治问题，实则关乎学术领域的探讨，是文艺观念上的争执。更不应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行为……”

熟悉他的人们此刻才恍然大悟，纷纷高声呼唤：“吕荧！吕荧！”

吕荧——这位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人，竟是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儒生啊！

在座的七百余位文艺界翘楚们，无不因吕荧的发言而愕然，瞪大了惊愕的双眸。

谁也不会想到，竟有人敢于在此时此刻挺身而出，于如此盛大的集会上发表此类言论，实属罕见！

鲜有人能洞察，更少有人愿意深入思考此问题。在短暂的惊愕过后，人们纷纷发出指责与诅咒之声。

公然为胡风之反革命罪行鸣不平，此等行径，实属无法容忍！

人们大喊：“让他滚！”

吕荧对此置若罔闻，言辞激昂地持续着他的演说。

有人冲上了主席台，想一把将他拉下去。

吕荧不离场，手持话筒，持续发言。

此刻，几人陆续加入，合力将他推搡，将他拖拽而下。

鉴于吕荧并未出现在公安机关所谓的“胡风分子”名单之中，加之文艺单位不得擅自抓捕人员，会议落幕之后，吕荧接到了停职的通知，自此被软禁于家中，长达一年之久。

事态已然演至此步，究竟为何未对吕荧实施即时逮捕，至今仍是一团谜团。

可是，吕荧终究未能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旧事重提，他被指控为“漏网的胡风分子”，旋即被捕入狱。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全国文艺界中唯有吕荧一人，这位正直的作家，勇于在公众面前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然而，他终究含冤而终，命丧囹圄。

经查证，吕荧自1937年起便与胡风书信频繁，且其作品《田间与抒情诗》、《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等，均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由此可见，吕荧与胡风的交往始于1937年。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吕荧曾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然而——胡风集团众多成员的名单主要源自胡风创办的出版物中作者的名录，然而，为何吕荧的名字却未在其中？

根据我所掌握的“胡风专案”相关材料和了解的实际情况，均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阐释。

关于对守梅兄的文字的评论，我均已浏览。我认为守梅兄有必要撰写一篇题为《歪曲与伪造非批评之论》的文章以回应。

所谓“守梅兄”，指的便是陈守梅，亦称陈亦门，即阿垅本人。而这里的“文字”，指的是阿垅致《人民日报》的一封亲笔信。1950年3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涌与史笃联名撰写的批评文章。随后，阿垅通过信件坦诚承认，自己在引用马克思著作译文时，出现了歪曲事实的错误。

仅仅是一句简短的话语，后来却在公布胡风集团第三批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地被公之于众。

胡风集团分子在致胡风的信中，吕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所谓的“歪曲与伪造”并非出自阿垅之手，而是党报所为。他激励阿垅对党报发起反击，甚至亲自为文章拟定了标题。在近期中国文联主席团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举办的、参会人数超过七百人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当建议开除胡风会籍并撤销其所有职务之际，挺身而出为他辩护的正是吕荧。

胡风集团第三批资料的公布日期为1955年6月10日，载于《人民日报》之上。在此之前，舒芜在首批材料中已提及吕荧。然而，这位平时少言寡语、给人以沉稳印象的学者，此前并未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自从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之后，便正式成为胡风集团的一员。

在第三批披露的资料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明确提及了吕荧的名字。

……自本报披露了首两批揭露性材料以来，仍有少数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胡风集团仅是文化领域少数有野心的分子所组成的微小团体，并不一定具备反动的政治背景。这些发表此类言论的人，或许是出于对他们的阶级本能的深切同情；或许是政治觉悟不高，对事态过于天真；更有甚者，可能隐藏着反动分子的身份，甚至可能是胡风集团内部的成员，如北京的吕荧便是其中一例。

今天，吕荧终究未能目睹胡风冤案的昭雪，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正是凭借他们对时代、对人民的深切眷恋，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献身，为共和国的蓬勃发展铺设了坚实的道路。

身为昔年投身“胡风事件”调查的一员，我内心深处对吕荧这类中国知识分子怀有由衷的敬意。

（二）吴 强

1955年5月15日，星期天的清晨，如期而至。

拂晓五点，身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的耿庸尚在梦乡，忽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他并未察觉发生了何事，遂翻身跃起，匆忙赶往房门，急于探查究竟。

门外伫立着四位身影，其中一位他颇为熟悉，乃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吴强处长。

在提及上海“胡风分子”耿庸被捕的史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吴强进行一番介绍。

吴强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政治部担任文化职务，彼时的直接上司乃日后沦为“胡风事件”中的“胡风分子”——彭柏山。

彭柏山，身为二十四军的副政治委员，与吴强日后同赴上海投身工作。彭柏山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而吴强则在其麾下担任文艺处处长。

由于工作的关系，吴强结识了耿庸、何满子等人士，在拘捕这些人士的过程中，往往是他亲自率领公安人员前往。尽管吴强遵照组织的部署，顺利地完成了抓捕“胡风分子”的使命，然而，随着彭柏山的被捕，吴强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备受怀疑的焦点。

吴强在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对上海“胡风分子”实施拘捕的过程中，恐怕直到最后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几乎险些沦为“胡风分子”。

针对吴强的质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与彭柏山的关系，其二则是他与上海被捕的所谓“胡风分子”之间的牵连。在“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推测吴强或许与胡风势力中的人物存在某种联系。

鉴于种种因素，我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有所保留，因而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审查，然而调查结果并未揭示任何疑点。

在我所隶属的“胡风专案”办公室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我们仍旧心存疑虑。因此，在1955年6月，《人民日报》公布第三批胡风相关材料之际，我便与公安局文保处处长苏平携手，先行与吴强进行了一次交流，旨在从正面渠道了解实情，观察其反应，以便据此作出进一步的决策。

受命搜寻吴强的任务交由我和苏平共同承担。苏平此前曾参与对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行动，因此与吴强早已相识。当我们二人以公安局人员的身份，且明确表明是“胡风专案”的成员时，吴强不禁显得有些紧张。

身为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领域的部门负责人，且曾参与近期对“胡风分子”实施拘捕的行动，他对这一事件的利害关系自是洞若观火。

察觉到他此刻的神情，我们便有意地调节了谈话的气氛，转而谈论了一些其他的话题。

待他情绪平复之后，我们便开始询问他与那些所谓的“胡风分子”之间的关联：究竟是如何结识这些人士的，他们在工作中有过何种交往，是否曾参与过他们的任何活动，是否曾与他们共同研讨过某些文艺作品，对他所理解的胡风文艺理论有何见解……

本次会面，我们采取的是纯粹的对话形式，对于他所提及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未进行深入的追问，更未曾对他怒目而视或是拍案而起。

吴强正坐于我们的对面，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种缓慢而谨慎的节奏。

吴强向我们坦诚，他理应与那些所谓的“胡风分子”明确区分开来。此次，组织决定由他亲自带队，指挥公安人员上门执行抓捕任务，他亦如期完成了职责，整个过程中未曾遭遇任何障碍。同时，他承认自己与这些人过往接触不多，仅限于工作上的必要联系，且未曾参与过“胡风分子”间的任何聚会或活动。至于胡风本人，更是没有任何联系，亦未交换过信件，这一情况组织完全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吴强指出，自耿庸被拘捕以来，接下来的数日里，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员均以相同的方式被陆续带走。王元化、罗洛、张中晓等人均对此表现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数日后，我们对与吴强的交流内容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对事先拟定的针对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计划进行了回顾。我们一致认为，吴强所陈述的情况均属事实，且其表述实事求是。鉴于当时参与拘捕行动的，正是我局文保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后来大多转入“胡风专案”办公室工作，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

经过详尽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吴强不应被归类为“胡风分子”。

在胡风冤案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背景下，上海市“胡风专案”办公室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吴强作出如此公正的结论，实属难得。试想一下，若是在当时不加甄别地将吴强予以拘捕，亦属常见之举。十年时光流逝，真相大白后将他释放，然而他那充满创造力的精神财富早已随风而去，哪里还有那部辉煌巨著《红日》的影子？

“瞧瞧，幸亏我们没有犯下那样的错误，否则恐怕就会像胡风那样被拘捕，如此一来，我们今天便无法欣赏到这部电影了。”

中国现代文学将失去其分量。

胡风冤案，它究竟耗费了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多少宝贵的精神力量啊！

（三）耿 庸

耿庸瞥见吴强及其同伴，轻轻一点头，示意他们入内。

吴强并未向他引见那三位同伴。吴强解释道：“我此行，乃是出于非同寻常的缘由。”

耿庸随即安排他们于楼下客厅落座，自己则迅速更衣、净面，随后与他们一同坐下。

吴强向耿庸询问，是否浏览过《人民日报》所刊登的胡风相关材料。

耿庸说看过了。

吴强指出，胡风之案性质极为严重，其行为构成了反党罪行。

书卷气浓郁的耿庸未曾料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棘手，便反驳道：“这不过是文艺界的一些学术争议，无需过分夸大。”

于是，耿庸洞悉了吴强等人的来意，随即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吴强等人生气地对耿庸说：“若您不及时明确界限，此举实乃十分冒险。”

耿庸未曾料及事态竟会演变至如此境地，遂辩称：“有何惧哉，各抒己见，自由辩论，本是应当之至！”

吴强眼见耿庸这个书生模样的人无论如何都“点”不醒，于是提高嗓门喊道：“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党的原则，是背叛革命的行径，难道这还不够严重吗？”

耿庸此刻也怒火中烧，猛地一拍桌面，断然反驳道：“这完全是胡言乱语，怎能将其定性为反革命！”

吴强察觉到耿庸性格执拗，不愿听取他人意见，便用手指向那三位耿庸未曾相识之人，压低声音劝慰道：“你无需对我辩解，若有理，不妨向那三位同僚陈说。”

吴强言罢，开门离开。

耿庸未曾料到吴强竟会如此行事，一时间竟有些目瞪口呆。

那三位是受我们公安局文保处委派的人员，此刻他们上前，向耿庸出示了拘捕令。

此时，耿庸方意识到事态严重，凝视着手中的拘捕令，不禁询问：“你们此举意欲何为？”

公安人员言道：“正如宣传部同仁所告知，您已充分了解，何须再询问，请速速签署吧。”

耿庸问：“去哪儿？”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回应道：“我们乃奉命行事，您亲自前往便自会明了。”

晨曦微露，天际泛起了鱼肚白，窗帘上洒落着朦胧的晨光。耿庸的妻子王皓被惊醒，她起身坐在床边，神情慌乱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孩子们对此毫无察觉，依旧在床上沉睡，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耿庸瞥了妻子一眼，轻声安慰道：“不必担忧，我随他们外出数日便会归家。”

他的妻子带着一丝狐疑地凝视着他，追问：“究竟还有多少日子？”

耿庸此时竟显露出乐观的姿态，轻描淡写地说道：“无妨，最多只需两三天时间。”

他怎料得到，此行一别，竟成十一载铁窗生活，亦是他与爱妻永诀之时。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对耿庸说道：“无需劳烦手铐，您只需自行随我们来，车已在门外等候，您只需上车即可。”

汽车将耿庸送达至建国中路二十六号，随即他被引入一间封闭的屋内。

此后，我拜访了那间囚室，它位于围墙之侧，室内仅设有一张小桌与一张床铺，并无座椅。撰写检查时，人们只得坐在床榻之上。相较其他牢房，这里的采光与通风条件显然优越得多。

拘捕耿庸的公安同仁后来透露，他们将耿庸带入这屋内时，态度和蔼地询问道：“你觉得这里如何？”

耿庸点头：“不错。”

耿庸被捕显现...当时，耿庸与公安局负责抓捕的工作人员对局势的理解尚显浅薄。在执行秘密抓捕任务时，谁也没料到此事最终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声势浩大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经过核实，耿庸早在1933年便与胡风建立了通信联系。随后，当胡风在上海滩主编刊物时，耿庸便成为了该刊物的核心撰稿人之一，主要从事杂文创作，并时有作品在该刊物上发表，这也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1946年，耿庸抵达上海，不仅与胡风会面，更通过胡风的引荐，结识了当时在上海滩颇具声望的学者及作家，如贾植芳、何满子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新文艺出版社的创立，该社即为如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前身。在出版社任职编辑期间，耿庸又与张中晓、王元化、罗洛等人士结缘。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严谨的分析研判，认定新文艺出版社已成为胡风集团的关键“堡垒”。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后，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随即动员胡风上交过去与胡风交往的往来信件给党组织。然而，耿庸对此并未予以重视，他将其视为私人间的交流，认为并无重大问题，无需组织进行“关照”。

耿庸天真地以为，报上所披露的关于胡风的材料，仅仅是涉及思想认识的分歧，而非政治立场的问题。

他依旧每日如常地饮酒，下班后便投身于陪伴孩子们的欢乐时光，尽显其无忧无虑的生活态度。然而，在被捕并被囚禁于牢房之后，他的心态依旧乐观，坚信仅需短短数日，便能重获自由。

经调查，胡风在建国之后，曾从北京寄出一封致耿庸的信件。信中内容主要涉及出版领域的若干问题。

关于出版问题。

……

二、……似乎不宜在新文艺出版的领域中进行过多争取。新文艺这一领域应当得到保留，若由其自行发展，或许会招致非议，甚至可能遭受某些“组织”手段的干扰。

三、若泥土之中孕育而生，难免滋生诸多问题，更易招致他人猜忌，最终或许会导致其寿终正寝。若不幸不能脱胎换骨，那么，唯有从泥土中破土而出。

四、若顶好无法达成协议，不妨另寻他处。例如，若贾先生有意与文化工作社洽谈，那么或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报酬并非首要考量，即便没有报酬，也值得一试。

五、既已确定时期，便可无需再行等待。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最佳时机”。其呈现出的影响有二：（一）在特定圈子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意识到世界并非易享太平；（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狂热情绪。然而，他们已然处于狂热状态，即使更加疯狂也无妨。这两种影响均已显现。

六、署名事宜。若在另一处发表，不妨更换一个笔名，如此一来，鲜有人能识破，自是上策。

我所在之“胡风专案”办公室坚信，此信中蕴藏着诸多常人所不知的“密码”。

“‘关于出版问题’一事，并非泛指一般图书的出版事宜，实则专指耿庸所撰写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的出版事宜。在此，胡风为耿庸的著作出版献计献策。其策略便是巧妙规避胡风集团的核心阵地——新文艺出版社，同时亦不透露另一重要据点——泥土社的存在。”

此处的“贾”，无疑是指那位同样寓居上海的“胡风派”成员贾植芳。而“他们”一词，正如当时《人民日报》所阐释，所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

“新文艺”即指新文艺出版社。胡风通过刘雪苇的关系，安排了多位胡风集团成员至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职，意图将其打造为集团的关键据点。因此，他强调“这一职位必须保留”，并拒绝让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此出版社出版，以免暴露相关机密。

“泥土”一词，特指“泥土社”，即胡风集团所创办的出版社。

本来，一位作家在构思一部著作时，往往会与亲朋好友商讨选择哪家出版社最为适宜，这在现今社会是再平常不过的行为了，无论如何分析，都不会与“反革命”这一标签扯上关系。然而，在那个时代，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却与此截然不同。既然确凿的证据已经掌握在手，加之党的机关报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那么将耿庸归类为“胡风分子”，实属情理之中。

此外，警方还截获了一封胡风于1950年8月24日致耿庸的信件，该信件系从上海寄出。

胡风信中言：

……让他们尝尝再次寄回的滋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不清楚上次是否已经更改了笔名？最好是能够换个名字。但如果上次没有变，中间更换就有些困难了。此外，文章需要深入分析和阐述，一方面要指出他们除了宗派之外还存在的问题，但更关键的是要确保文章对读者有足够的说服力……

《光明日报》上那由沙鸥引发的“批评”段落，以及《大众诗歌》的全盘否定，无不彻底揭露了黄药眠的立场。待他们回复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讨论。届时，你可将他们的来信转寄给我，并按照初次通信的语气，撰写一封表达你对他们观点看法的信件。大约两三个月后，若有机会抵达北京，那时便可以将这些材料作为批判的依据。目前，已有部分材料寄至。

……

我认为，您在文章的笔法上需做一番精心的调整，摒弃那种突击式的直白，这种写作方式现下是难以被认可的。诚然，文章的锋芒不能削减，但应将其融入深入的分析和清晰的阐释之中。同时，我们必须对“态度”问题保持警惕，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敌人”，而是全体“领导者”。此外，建议您研读更多关于马列主义及苏联文艺理论批评的著作，以确保在文字上能够坚守立场。稍有疏忽，他人或许便会以此作为攻击您的武器。

……若您有共鸣的友人，不妨组织一场小型的座谈会。当前正需此类活动，而开展此类工作，自当从少数人做起。

此信系在《文艺报》发表对胡风的批评之后所撰。信中提及的“他们”，实则指的是《文艺报》。而所谓《光明日报》，乃是指该报上刊载的，针对胡风诗作的批评文章。“沙鸥引的那一段”，系指沙鸥在《文艺报》一卷十二期所撰短文中引用的胡风诗作《安魂曲》中的一节。《大众诗歌》……则是指该刊曾刊登黄药眠所撰，对胡风诗歌进行的批判性文章。

“须提防态度倾向……”——胡风在信中对其所属集团成员提出警示，告诫他们切勿以对待“敌人”的敌意来公开对抗党和党所引领的文艺领域，以免显露其真实面目。

“微型座谈会”——胡风授意耿庸虚构一场座谈会，以示对其诗作的支持，同时亦对《文艺报》对他的指责表示抵制。

依据当时《人民日报》的解读，耿庸不仅与胡风保持着书信往来的关系，而且根据胡风的指示，还参与了所谓的“反党”活动。鉴于胡风已被拘捕，对他采取即时措施，亦属合理之举。

1954年4月5日，胡风于北京致信上海之罗洛、耿庸及张中晓，彼时三人皆任职于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职务。

在这封信中，胡风恳请耿庸等同仁协助他处理一些事务。

您的工作日程想必颇为紧凑，然而若条件允许，恳请您在开始阶段便协助我处理这项任务。

剖析两文论旨及观点。

一、列举论点。

二、针对他们的每一项论断，我将逐一列举并阐述我的观点，同时结合当时的背景与原文的主题进行深入分析。

三、马至斯的著作，以及高、鲁、毛等人的理论，尤其是苏联的相关理论。请列出论点、相应的出处及页码。

四、参考何、香港等地学者的相关“理论”，对其中相似之处及错误之处进行对照，并注明出处及具体页码。

五、当前亟需着手这项准备工作，务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助我，以免遗漏任何细节。一旦我稳定下来，或许便需立即投身于这项工作之中。

在这封信中，胡风提及的“二文”实则指的是林默涵与何其芳于1953年所撰写的针对胡风的批判性文章。“何、香港各文”则是指何其芳以及胡绳、林默涵等在香港所撰写的，对胡风集团进行批判的系列文章。

经公安机关分析，该信件透露，耿庸不仅与胡风有所联络，而且与众多所谓“胡风分子”亦存在某种关联，并在此过程中为胡风的“反革命”企图提供助力。

经公安机关核实，耿庸与所谓“胡风分子”之间的交往证据已被确凿证实。

这些时日里，四周的喧嚣之声宛如一场肆虐的狂风，即便是那些对音乐情有独钟的耳朵，也难逃其扰，逐渐失去了聆听美妙的音乐的能力。此处、彼处的音符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毫无调性的束缚，简直让人心生咒骂。

此言遂成为耿庸卷入“胡风集团”诽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之铁证。

（四）曾 卓

耿庸被捕后，除了对其与胡风关系的审问之外，主要聚焦于对其叛徒身份及军统特务活动的调查。

经调查，耿庸于1940年投身中共地下战线。此后，他神秘离党，原因未明。不久，他又遭国民党特务机构拘捕，但不知何因，终得释然。随后，耿庸在国民党机关中担任了一名普通科员。

针对脱党一事，事后经调查发现，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尤为严酷，部分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导致耿庸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因而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党组织。然而，调查结果并未发现其有背叛组织和同志的行为。

对于耿庸是否曾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始终未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1956年，我特地前往汉口，于湖北省内的某座监狱内对一名同样被疑为“军统特务”的“胡风分子”——曾卓进行了提审。

实则，我并非直接进行提审，而是采用了谈心的方式，深入了解了相关情况。

曾卓来了，我让他坐对面。

曾卓稍作迟疑，缓缓坐下。

从对话中不难察觉，尽管胡风事件令他身陷囹圄，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心理重压，然而他的言辞却始终认真而精准，绝不模棱两可，始终坚持事实的本来面目，一清二楚，不偏不倚。

我的直觉以及对公安工作的深入了解均向我表明，曾卓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诚实之人，他的言辞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曾卓并未出具任何证据或事实，以证明耿庸曾加入“军统”。

不久后，我匆忙从汉口启程，赶往武昌，并与湖北省公安厅取得联系。通过一番周折，我找到了一位曾与耿庸同在国民党机关共事的旧识，而这位同事当时正被拘禁在湖北省公安厅的预审处。

我来到预审部门，对他昔日同仁耿庸进行了提审。

这次地点改在审讯室，与曾卓不同。

这间小屋虽不宽敞，但其墙头之上，却醒目地贴着一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昔日同窗的耿庸见到我，竟羞于抬头，静静地站立在一旁。

我示意他入座，随即询问他是否对耿庸有所了解，并深入探究起耿庸加入“军统”的相关事宜。

听闻“军统”二字，他顿时浑身一颤，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追问：“此事有否？”

他颤抖地说：“那不可能。”

我强调道：“你必须坦诚地向组织汇报，任何试图隐瞒的行为终将暴露无遗。”

他强调道：“那绝非事实，我们当初从事那项工作，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

“你负责你说的吗？”

他说：“可以。”

最终，我们仍旧未能确切知晓耿庸是否加入了“军统”。

我得知湖北省财政厅内有一位女干部，她曾在往昔与耿庸共事于国民党机构，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往财政厅，借助该单位领导的协助，对这位女同志进行了深入了解。

最终，这位女同志依旧未能就耿庸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在武汉逗留的数日里，我穿梭于汉口与武昌之间，通过种种途径对耿庸的情况进行了详尽调查，然而，关于他是否与“军统”有关的疑虑依旧未能得到确凿的答案。

我否认了耿庸加入“军统”。

重返上海之际，我详尽地向上级“胡风专案”办公室进行了专项汇报，就我所调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鉴于我的调查结果与耿庸被捕时所提供的材料所述存在差异，而随时间推移，“胡风专案”办公室更名为“肃反”办公室，全体人员倾注全力投身于“肃反运动”。在此背景下，耿庸的案子便一直悬而未决，直至拖延了整整十一年。

自耿庸被拘捕后，其妻王皓亦随之入狱，度过了整整一年的囚禁生涯。

1957年，正值整风反右运动期间，她被指认为右派分子。面对这精神上的无尽煎熬，善良的王皓难以承受，于一个寂静无人的深夜，含着满腔悲愤，毅然投身于黄浦江的波涛之中。

她终未等到丈夫归来。

冤案致耿庸家破人亡。

1980年，耿庸获平反。平反文件上说：

耿庸，一度被怀疑为叛徒及军统特务，然而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耿庸曾在1940年加入地下党组织，后选择脱离。1941年7月，他在江西赣州被蒋经国逮捕，但于9月获释，并无证据表明他背叛了党组织。翌年6月，耿庸进入国民党财政部货运局人事室担任科员一职，系其姐夫，军统特务吴文宇所引荐。尽管如此，他并非军统成员。